一些中央部門在公布“三公經費”問題上遮遮掩掩、欲蓋彌彰確實有損政府形象。按照官方說法，中央機關本應是中共踐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模範，早在1980年代初，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就號召中央機關做全國的表率。這些部門的首長平日裡也是優良作風、革命傳統之類的官話不離口，但真要讓他們對不正之風動點真格的，他們維護個人權力和部門利益的本性就再難掩飾，多數部委遲遲不肯拿出一份簡單的“三公經費”賬單，就是明證。
不過，在近半數中央部門已經“就範”，尤其是在輿論窮追猛打的大氣候下，預計98個中央機關中的大多數將於近期公布“三公經費”。同時，北京市、江西省等省級地方政府也將步中央機關後塵。看來，從中央到地方，“三公經費”作為所謂“國家機密”的時代，恐怕會漸漸遠去了。
但公布“三公經費”並不等於能遏制泛濫多年的“三公消費”。事實上，公布“三公經費”並不算難，大多數中央部門不願按時公布，主要在觀念上一時還不能接受自己也受監督的現實，而非怕人們從簡單的數據中抓到什麼把柄。真正的難題將是：“三公經費”公布後，如何判斷這些經費的支出是否真實，是否合理？
從中央部門已公布的“三公經費”看，除審計署細化到每輛公車的平均費用外，大多數部門只是交代幾個簡單數據。由於目前還缺乏相對客觀的比較標準，尤其是各部門對“三公消費”的解釋惜墨如金，語焉不詳，公眾既看不出這些花費是否真實，也難以判斷這些花費是否合理。同時，國務院要求中央部門公布的“三公經費”只限於財政撥款的部分，而在很多實權部門，財政撥款之外的行政收費、尤其是各單位不納入財政預算的“小金庫”往往是“三公消費”重要來源。因此，要通過“三公經費”公開來監督、規範政府部門的“三公消費”，目前仍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紛紛向社會亮出“三公消費”賬單的正面意義還是不容低估。從大的方面說，這是權力部門接受社會監督的一個新起點，是遏制權力腐敗和社會不正之風的有益嘗試，必將進一步喚醒中國民眾的公民意識。公民意識的覺醒不會導致中國落入什麼“公民社會陷阱”，反而能真正推動中國向現代社會邁進。從小的方面看，“三公經費”公開的大門一旦打開，就很難再關上，這將有利於限制不合理的“三公消費”，降低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規範政府部門正確有效地行使權力。
對一些權力部門來說，輿論以如此高的熱情監督它們的“三公消費”或許有些意外和難堪。有些官員可能還會習慣性地質疑這種監督的動機，甚至上綱上線地懷疑幕後是否有“黑手”，從而為自己的拖延或瞞報尋找借口。但在信息流通便捷、公民意識覺醒的大背景下，曾經雲山霧罩的“三公消費”已顯得非常不合時宜。各路媒體近期對“三公經費”的高度關注表明，公眾亟需撥開“三公消費”的迷霧、讓更多陽光照進權力部門的各個角落，這本來就是文明社會的應有之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