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公布“全球最適宜居住城市”報告，中國大陸城市裡頭，排名最好的是北京。調查對象是誰不太清楚，可能是足不出戶的家庭主婦，也可能是用直升機出行的人。
有錢未必打到車，打到車又可能被堵在路上，交通癱瘓，人的生活也癱瘓。在其他國家或地方，一個下午能做好幾件事，在北京頂多只能做一件事，因為出行本身充滿太多不確定性。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的首都，一個日益國際化的大城市，為何連基本的出租車服務都搞不順？在北京打車為何比登天還難？
根據中國知名調查記者王克勤的報道，北京共有67000輛注册出租車，但運營的黑車卻有9萬2000輛之多。黑車超出正規出租車的數量，說明其中肯定有問題。有專家指，由於北京今年以來實行私家車限購政策，導致打車需求增加，而出租車供應量沒有增加，所以出租車市場正逐漸變成“賣方市場”，難免出現司機挑乘客的現象。
向師傅探詢，他們常抱怨兩點是，“份兒”錢（出租車司機給出租車公司的管理費）和油錢太貴、交通擁堵。車子停停走走耗油，所以一些人就挑活幹，遠的不去，近的不去，說是怕堵在路上，“我們掙不到錢，客人又白花錢”。
出租公司和司機之間有點像“承包關係”，所以司機都得給公司上“份兒錢”，很多師傅覺得一個月約5000元的“份兒錢”太高，壓榨了他們，一天得工作十三四個小時，至少賺個600塊錢才能回本。遇過一個年輕師傅說，如果可以當個體戶，不用給公司繳錢，他肯定有拼勁。
關於北京難打車的問題，中國媒體有不少報道，提到的幾個關鍵點包括，出租車行業存在隱蔽的“壟斷”，主要問題是對出租車的“數量管制”和“公司化經營”，以及壟斷所製造的暴利和尋租機會。北京都市報《新京報》就引述專家說，核心的解決方法就在於破除數量管制，可以逐步增發個體出租車牌照，包括將部分“黑車”合法化等等。
針對打車難的問題，輿論也爭辯到底是該調高車價或是降低“份兒錢”。知名演員姚晨和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前天隔空交火，被視為是反映官民之間兩種不同的思維之戰。胡錫進在其微博中說：“解決北京出租難打，我認為可以讓出租適當上調價格。目前中國相對於歐美，出租是最便宜的，但這種便宜完全建立在的哥（出租車司機）的廉價勞動上。適當提價可以同時解決打車人過多和的哥收入低的問題。由於便宜，中國人打車過於隨意，這違背規律，很難持久。” 姚晨回應說：“ 胡主編可能太少打出租車了，調高打車費，不如先降低司機每月要繳納的份子錢，每月高達五千多呢，不是小數目。”
中國在快速道中不斷前進，很多城市規劃和交通規劃未必跟得上發展的步伐，一切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沒出問題就沒事，出問題就處理。而在既規範又混亂的階段中，勞動者和消費者往往都得先吞下資源配置不良的苦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