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是中國實施“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國人對於經濟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個“控”字。從調控房價，到控制通脹，中國當局面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以空前力度，使飛漲多年的房價低下了頭，CPI漲幅在年中創下3年新高後也於10月份回調。
而其成功背後，凸顯出中國最大的一個“控”是對經濟增速的控制。從“十二五”規劃確定7%的GDP增速以後，中國決策層實質上已經出台了很多“控”的政策，如貨幣政策從緊，對房地產、汽車業這兩大支柱產業的限制，以及對土地指標的嚴厲控制等。
如果說此前4萬億元人民幣的刺激政策是一種“放”，那麼今年中國的“控”也可視為與之對應的“收”。中國在基本完成“硬件”建設後，已經到了放慢腳步、增強“軟件”建設、賦予發展更多內涵的時候。
許多經濟學家擔心已經顯現增長放緩跡象的中國經濟難以實現“軟著陸”。但早在3年前的那波金融海嘯中，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重新認識了中國模式的力量，甚至有人相信適當的行政手段給了自由市場經濟體系更上一層樓的空間。只不過這個“適當的行政手段”需要審時度勢。
如果說此前中國的經濟之車在驚濤駭浪的金融危機中能都保持平穩，依靠的是決策者高超的駕駛技術，那麼現在是時候對汽車本身進行技術改造了。簡單而言，就是近年來說得較多的經濟轉型。
同樣在2011年，上證綜指再次回落到2001年的水平，十年一夢終成空，作為一個經濟風景獨好國家的主板市場，這個“晴雨表”發出了一個不祥的警訊。
這一年，作為中國民營經濟重鎮的溫州，歷經中小企業主跑路、自殺潮後，資金鏈之重已不能承受。如何救溫州，是一個比救歐洲更緊迫的命題，決策者需要為過剩資本與企業資本需找更多、更有效的出路，而不是在泡沫中攪起更多泡沫。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真正的財富創造要靠製造業與科技創新。當中國人掏著大把銀子排隊搶購“蘋果”產品時，除了對神一般的喬布斯的膜拜與仰望，是否為中國缺乏與之媲美的品牌而嘆息與汗顔？如果製造業失去創新，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泡沫化的經濟會讓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棄實務虛”，直接去玩“以錢生錢”的“危險者的遊戲”。
因而，“收”字當頭，中國也需嘗試另一種“放”。正如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江蘇考察時所言：我們的政策應該更加放手，為企業的科技創新、開拓尋找市場創造更有利的條件。中國要有“喬布斯”，要有占領世界市場的像“蘋果”一樣的產品。
中國經濟需要“收”，“收”住通脹，“收”住房地產與資本市場的泡沫，更需要“放”，將資本“放”給實體經濟，“放”給科技創新，“放”給新能源等更加有潛力、高附加值的產業。這一“收”一“放”，勾勒出中國經濟2011年穩步前行、仍需調整的軌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