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1年，中國主流輿論中最流行的一個詞是“轉變發展方式”，這是中共根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新情況和國際政經態勢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戰略指導方針，毋庸置疑，在經過30餘年的高速發展後，中國經濟這趟列車是到了該把穩方向、調整速度、兼顧路況的時候了。這其中被外界甚至被中國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誤讀了的則是，轉變發展方式並非單指“經濟轉型”，更存在著“社會治理模式”和“執政方式”的轉型。
在2010年，“維穩”成為當年中國政府治理的關鍵詞，各級地方政府甚至設立了“維穩基金”，但不到一年時間，各地紛紛陷入了“越維穩越不穩”的怪圈。維穩經費投入不少，收效卻讓官方大跌眼鏡。坊間流傳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其實是某些官員的“一廂情願”罷了，根本行不通。
種種社會新現象和新矛盾表明，“中國社會處於轉型期”決不是一件看不見摸不著的意識形態議題，更不是官員們常常掛在嘴邊、應付老百姓的一句說辭，而是在實際的經濟社會生活中時常發生、且必須著力解決的大事和難題。而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用大陸官方的話說是“創新社會管理方式”）也必須是實實在在的行動，而不是靠強權、靠錢財、靠欺瞞、靠推諉、靠拖拉就可蒙混過關的。
新的社會治理模式（包括中共執政方式）必須是開放的、包容的、透明的、公平的、柔性的，這也是文明民主社會對執政者的最基本要求。以“烏坎事件”為例，其之所以從官民雙方的僵持對抗中走向平息，最重要的在於代表廣東省委省政府的工作組改變了“處理問題的方式”，就是這一小小的改變便“化險為夷”、化“危”為“機”。
“烏坎事件”是個開始，也只是一宗個案，如何使這一方法升華為中國各級政府及其官員們施政的一種“行為範式”、“準則”、“理念”和“共識”，這便是中國2011年乃至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所面臨的“轉變社會治理方式”的最大課題。越早解決這一問題，中共的執政地位將越穩固、中國的經濟將越具活力、中華文明也越具魅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