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下午，“吳英案”二審以死刑定案。應該說，浙江高院的判決並不令人意外。一者，按當下集資詐騙罪的標準看本案，可謂事實清楚、證據確實；二者，涉案金額達到人民幣7.7億元之巨，案發時尚有3.8億元無法歸還，可謂情節嚴重且具典型性。另以非正規思路臆測，2011年浙江曾爆出多個“跑路老板”事例，如今“吳英案”以死刑定罪，或可殺一儆百。
然而，消息一出，網上卻一片“冤殺”之聲。我們先不去探討法律細節，筆者以為，真正的問題或許在於，中國的地下金融為什麼屢禁不絕？它為什麼又能夠長期存在？
這個問題與“吳英個案量刑輕重”同樣重要。
我們回顧昔日吳英被刑拘的前後，曾有遼寧東華的汪振東、北京億霖的趙鵬雲等和她同時出鏡，共同被作為非法集資的典型示眾。此後，汪身死、趙入獄，吳英則一直處在爭議漩渦當中，但五年之後，中國各地的非法集資行為似並未稍減。在二三線城市，滿大街的非法集資小廣告屢見不鮮，和“刻章辦證”、“學歷上網”等齊齊亮相，毫無遮遮掩掩之意。何況，幾年來十數億元的大案也不鮮見，甚至還有部分案件在當地產生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動蕩。
如今，吳英即便被最高院核准死刑，也決不可能改變國內非法集資“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趨向。可以這樣認為，吳英如果執行死刑，無非是另一個汪振東。我們都知道，汪振東之前，可還有沈太福等等“前輩”。殺一儆百、政法並用的手段儘管在某些領域或許令行禁止，但對遏制非法集資活動而言，事實上早已失效。指靠打打殺殺，絕不可能解決國內的非法集資問題。
而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為遏制“抬會”、“老鼠會”這類純粹的“龐齊騙局”，監管部門卻總以為症結在於百姓嚴重缺乏市場經濟知識。於是，一方面自上而下，苦口婆心，講一些關於風險、收益匹配等大道理，做些蒼白乏味的說教；另一方面便是厲聲指責參與非法集資的投資者利令智昏，頻頻拿出從重從快的殺手鐧。如此，可謂以“堵”為主，從未採用過“疏堵結合”的策略。以吳英案做樣本來分析，參與集資者很有些是頗有身家的生意人，說他們腦子拎不清，以致被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姑娘花言巧語迷昏了頭，完全不客觀。
可見，新形勢下的非法集資，當是需求與供給共同推動的產物。吳英雖在當前刑罰體制下並不冤枉，但監管者從維護社會經濟秩序角度，也必須盡快改變方針，轉變“指責加打擊”的慣用套路，從市場需要入手，著眼於規範，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民間集資事件頻發的本質說穿了，不過是民間資金持有者不滿現有金融體系的服務水平或者能力，自主選擇了他們信得過或者感興趣的投資對象而已。如果給吳英這樣的人一個機會，響應投融資供求雙方的需求，嘗試建構一個具備靈活性的監管制度，監管者明示高風險對應高收益，就有可能讓相當部分民間集資進入自我發展的軌道。這樣，不僅可以洗脫掉相當部分集資活動的“非法”色彩，也能進一步激活中國金融體系的活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