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國外部盈餘減少既有利於中國自己，也有利於世界其他國家。那麼，我們應以何種高興的心情看待這一結果？答案是：不要欣喜若狂。首先，即使中國經常賬戶盈餘占中國GDP的比重下降，它相對世界其他國家產出的比例也可能出現上升。2008年，中國經常賬戶盈餘達4120億美元，占GDP的9.1%。2011年的盈餘略低於2008年的一半，達2010億美元，但其占GDP的比重降到了2.9%。假設該比重保持在這一水平，如果中國按美元計的GDP年均增長15%，那麼到2016年時，其經常賬戶盈餘將超過4000億美元。由於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很可能走高，這一增長率似乎是可信的。如果想要評估其他國家被迫進行的調整，必須看各國經常賬戶盈餘在各自GDP中的比重，而不能單看中國。
其次，與外部調整相對的是，中國國內的調整由占GDP比重越來越高的投資構成：從2007年到2010年，投資占GDP的比重上升了近7個百分點。2007年以來，中國每年的實際固定投資增幅都高於GDP增幅。經合組織(OECD)在“China in Focus”上表示：“到目前為止，向內需轉型的調整反映的幾乎完全是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強勁增長，這些投資都是由預算外資金支撐的。”中國總理溫家寶多次把中國的發展描述為“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遺憾的是，消除外部盈餘這一重要失衡的過程，卻加劇了最顯著的內部失衡——極其過度的投資。
假設中國在未來10年能保持每年7%的增長率（這個增長率依然較高）。同時假設，投資（包括存貨投資）占GDP的比重從50%降至仍然很高的40%——這樣假設是因為，為了支撐較低的增長率，投資所占的比重必須下降。再假設，外部盈餘仍為GDP的3%。為了實現7%的GDP預期增長率，（公共及私人）消費必須以9%的實際增長率增長，投資則須以4.6%的增長率增長。這將是一個驚人的逆轉。如果收入分配不向家庭部門大幅傾斜，這個逆轉就不可能實現。而這又要求在金融體系、公司治理、甚至中國的權力結構方面進行全面改革。此外還存在一個風險，即這類改革導致的投資下降將遠遠大於其所帶來的消費增長。結果可能是非常嚴重的硬著陸。
在消除巨額經常賬戶盈餘及貿易順差方面，中國做得比我預想的好得多。然而，導致這一轉變的中國國內的主要因素是，投資激增至更加令人目眩的水平，同時人民幣實際匯率走高。但是，中國國內現在必須做出的調整也因此比危機前更大。如果外部盈餘占GDP的比重保持不變、同時經濟增長率下降，那麼，消費和投資的相對增長率就必須大幅逆轉。直言不諱地說，中國過去15年的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轉變。這可行麼？或許可行。但它要求消費相對於投資出現大幅增長。在經濟繼續增長的前提下，這可能實現麼？沒人知道答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