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而言，政府在反日示威中的角色確實微妙和尷尬。一方面，政府在此類對外抗爭中，需要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旗號來籠絡和聚集民意，為自己增加正當性與合法性；另一方面，民眾的愛國行為超出一定限度，又可能會損害國家利益，造成外交被動。這當中的拿捏平衡很難把握。尤其當下社會的不公和矛盾已達極限，一個對現況不滿的人，隨時可能借反日愛國的“話語正當性”和“政治正確性”向政府發難。因此，除非此類暴行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引起公憤；或者，其指向政府、故意搗亂的意圖太過明顯，否則，政府也只能在遊行示威時增加警力以避免此類事情的發生。
中國政府面對這種“愛國暴力”的尷尬情形，實是事出有因，由來已久，它跟中國政府的“合法性”缺失從而不得不借助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來建立和增強“合法性”有莫大關係。和大多數知識界人士不同的是，我個人並不反對民族主義，因為本質而言，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主義，那種認為民族主義只出現在發展中國家，歐美國家沒有民族主義的看法是不合乎實際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從其產生和興盛來看，是外界挑釁的產物，與外國勢力對中國主權、領土完整和核心國家利益的干預有關。在這種挑釁面前，要中國人不做出激烈的反應，那才奇怪。
對中國來說，民族主義除了強化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外，還能起到促進、提高對本民族的歸屬感和民族內部凝聚力的作用——這是政府用民族主義重建合法性訴求的原因。即使從政治民主的角度看，作為一群具有共同理念的人表達共同立場，不管這種立場對不對，這種形式應該被認為是政治上的進步。所以，我不反對中國存在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雙刃劍”
但是，從世界歷史的發展看，民族主義確是一把“雙刃劍”，如果舞劍的人不懂劍的秉性，沒有很好地把握它，劍也是會傷己的。這就要看到民族主義自身包含的一些危險因素，尤其在中國這種不成熟的環境下。中國民族主義在新時期以來興起和發展的原因，除了政府須借助其重塑合法性根基外，還有三個因素：一是現代化衝擊所引起的民眾渴求民族歸屬感的心理變化；二是國際社會弱肉強食的叢林本質並未改變；三是中國“復興想象”與現實張力所造就的民眾心理狀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層形成一種“民族復興”情結，而中國經濟繁榮和不斷崛起的發展態勢恰恰激活了這種情結，民族自豪感由此得到極大提升和宣洩，於是希望中國能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成為一個大國、強國。然而，外交事務上的種種不愉快事件又表明，至少在國際政治領域，中國並沒有自己想象的那麼強大。此外，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崛起的阻撓也再次勾起中國人原本被暫時壓制的恥辱感。所以，在“復興想象”與屈辱之間的反覆碰撞下，民族主義情緒不可避免地被重新點燃。
正因為此，中國民族主義充滿著很大的內在缺陷。一些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把它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極端的情緒化傾向：即在面對複雜的國際摩擦或國內社會問題時，既不尋求理性的應對之策，提供有價值的建議，也不尋求更多的認同資源，只是利用快捷的網絡媒介傳達內心的不滿，從而顯得激進有餘而理性不足；其二，民主建設內容不足：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對外部逼迫的一種應激性反應，因而，過度強調民族的整體利益而缺乏對個人權利的關注、尊重和激勵；其三，民族國家現代性與傳統性的對立：中國的民族主義是現代化的產物，但現代化所具有的同質化特性以及對傳統的強大摧毀力，又成了民族主義的敵人。此外，目前民族主義還存在與國家主義、民粹主義相結合的危險趨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