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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8日上午，習近平向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 |
中評社香港12月18日電／美國《紐約時報》12月12日載文《深圳背後的改革指向》，摘要如下：
最近一段時間，剛當選的中共新一屆領導人習近平通過不同場合向國人集中宣示了5個核心概念：通過首次亮相，多次提及“人民”；通過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重點論述“吏治”；通過首展《復興之路》，大力宣揚“民族”之夢；通過紀念憲法公布實施30周年，再次強調“法治”；通過首站深圳敬獻花圈，表明繼續站在“改革”的前沿。如果將這些轉化成中共話語方式，那麼“落實群眾觀念，圍繞民族復興，整頓吏治，堅持法治，推進改革”已隱約成為新一屆常委們的施政主線。若再加上黨內第二號人物李克強在13家綜改區負責人會議上強調的“改革是最大的紅利”，那麼在這5個概念中，“改革”顯然是最為醒目之詞。
深圳作為引領中國改革開放的特區當然深具象徵意義，但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改革重鎮實則放在了上海浦東新區，一方面是擴大改革部署之舉，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深圳的發展模式曾受到一部分保守派人士的質疑。而到了2002年，當時新當選總書記的胡錦濤卻將首站之旅放在了西柏坡，重申了牢記“兩個務必”的要求。因此，當世人的目光於2012年年末再次聚焦於深圳的時候，如何理解這一行為背後蘊含的意圖？
其實，無論是西柏坡還是浦東甚或是深圳，都不能夠界定首長們關於改革在同一性表象下的敘事差異，區別可能是在其後深度空間內的操作選擇。改革在十八大報告中被描述為“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式改革的靈活在於不偏執於左右兩端，但困難也在於左右之間傾向的尺度究竟何為適宜。
改革是所有中國的當政者自1978年以後逐漸共用的話語符號，包括已經下台的薄熙來。改革之於中國最近的歷史，如同革命之於清末以來晚近的歷史，都已成為國人共享的宏大概念。但正如魯鎮的阿Q也言必稱革命，革命帶來的前方多歧路是早晚都將發生的事情。毛澤東將自辛亥革命以來的歷程區分為舊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兩個階段，在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階段論的基礎上，通過新民主革命論將革命的領導權轉移至無產階級，並由此打開通往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如果將西柏坡理解為中共進入北平城準備開啟社會主義革命的始發站，那麼胡錦濤是否想要借此暗示將重啟社會主義建設新路的內心想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