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長薩爾曼.胡爾希德表示，“不作為也是處理問題的一種方式”。
這番話令本已存在的難題變得更為複雜。印度針對中國制定的政策小心謹慎且優柔寡斷，向東盟10國發出了矛盾的信號。
國家安全顧問希夫尚卡爾.梅農引導著印度中國政策的走向。他近期訪問北京時，未能會見即將就任的中國領導人。與之相反，馬爾代夫國防部長隨後卻見到了中國高層領導人。這與馬爾代夫政府取消與印度公司GMR集團簽署的馬爾代夫首都機場租賃合同或許有關，或許無關，但都表明不斷崛起的中國對馬爾代夫的影響日漸增加。那麼印度是否因在新德里更為直白地表示與東盟國家進行合作而喪失了向中國發出更直接信息的機會？
在麻省理工學院任職的泰勒.福特計算出，自1949年以來，中國已捲入了23次邊界爭端，並在其中6次訴諸武力解決問題。因此，儘管於新德里召開的東盟印度紀念峰會已制定出印度與東盟國家進行多層次接觸的理論構想，但印度不得不讓相關構想與該國的中國政策結合得更加緊密。許多東盟成員國都期待印度發揮領導作用。這並非旨在對抗中國，而是要確保中國的崛起符合國際法公認原則並做到公平公正。面對不公正無所作為、默不作聲都不是一個偉大國家的應有之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