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維繫發展勢頭，分步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唯一的出路是靠制度紅利、創新紅利。要素紅利釋放出的能量日漸衰減，不再占據主要位置。今天的中國發展比30年前更依賴創新驅動。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尚未完成。法制的完善，公平市場環境的構建，政府與市場關係的釐清，價格機制、分配機制的優化，城鎮化的規範（去除要地不要人的偽城鎮化），只能依靠制度創新。“改革紅利論”正是看到了層層叠叠的問題症結所在：當下的中國真正的增長應該靠制度創新，靠改革開路，用新的經濟制度、機制取代舊制度、舊機制。
三、“改革紅利論”也是體察民情民心，回應中國民眾重大關切做出的重要判斷。改革在任何時候都要依靠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迸發，人心思變，順勢更新。中國社會進入矛盾突顯期後，人心怨懟，各種抱怨、不滿集聚成戾氣。人們期待新政策、新制度、新機制，呼喚深化改革，期盼在堅持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前提下，進行綜合系統系列改革，從而理順政府市場關係，破除壟斷，優化分配機制。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化解矛盾，消除積怨；只有銳意改革，才能回應民眾新期待，集聚社會正能量。真正的紅利只能是改革。
筆者觀察，“改革紅利論”以及李克強所提出此說，正如曾在其母校北京大學長期執教的馮友蘭先生所言：“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中國的改革者唯有銳意進取、開拓創新，以優異的施政業績來贏得民眾的付托，從而實現長治久安，完成中興大業。從終極意義上講，也恰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所言，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改革未有盡期，“改革紅利論”自然將持續發揮其作用和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