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唐慧與律師在宣判現場。7月15日，湖南“上訪媽媽”唐慧訴永州市勞教委行政賠償一案二審在湖南高院公開宣判，對上訴人提出的書面道歉申請，法院予以駁回，對其提出的精神損害撫慰金1000元和要求永州市勞教委賠償侵犯人身自由的賠償金1641.15元予以支持。 |
中評社香港7月18日電／法國《歐洲時報》7月18日載文《唐慧案中所包含的兩種“假設”》，摘要如下：
唐慧最終勝訴。媒體稱之為“慘勝”的同時也指出，在勞教委堅持“依法行政”的背景下，法官作出勞教委對唐慧的勞教行為是“具體行政行為不當”的裁定，很是“為難”。儘管“為難”，但輿論一致叫好中分明透露出：法官作出了“正確的”裁定。
從1990年“行政訴訟法”出台起，法官與行政行為的“交鋒”在中國就已不是新鮮事了。但在唐慧案中，法官所裁定為“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卻不是一般的行政行為，而是1979年以來長期頗受爭議的勞教行為。
最近十年，法學界與社會公眾對勞教制度的質疑聲日益高漲，但卻都被一種“假設”所屏蔽。這個“假設”就是：假設勞教制度一旦廢除，社會管理因其缺位而引起動蕩怎麼辦？
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勞教制度一直是公安機關手中的“維穩利器”，它可以不經法院審判，直接剝奪人身自由權。從形式上看，警察行政權在這裡明顯被誇大了；而且這種權力並非不可轉移。從現實角度看，在司法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今天，社會所面臨的“風險”並不是司法體制解決不了的；把部分警察權力轉移為司法權力，把“勞教權”納入法院系統，對某些危害社會的行為設立輕罪罪名，統一經由法庭審判，也完全可以成為一種假設。
勞教制度不具有司法制度的控辯審判程序，但卻擁有幾乎等於（有時甚至大於）司法制度的權威，實踐證明其維穩效果並不理想，而且自身生出許多“不穩定因素”，唐慧案本身就是一個例子。從防腐角度講，權重而較少受到約束則極易出現腐敗現象，產生權力尋租的空間，因此公安機關繼續把持勞教行政權對於自身來說風險也很大。實踐中，不少地方已經將勞教場所大量“改制”為強制戒毒所，而處理其他違法行為也不再進行勞教審批。這就是媒體所津津樂道的“法制進程”的具體體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