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從中國金融業的現狀來看，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利率市場化提速，加上中國房地產和金融業的泡沫風險也不宜忽視，中國“四大行”令外資垂涎不已的吸金能力恐怕難以為繼，外資抽手本不足為怪。同時，美國銀行近來也在進行大調整，以適應可能生效的國際銀行業監管新規定（即巴塞爾III協議）。與此同時，除了“美國經濟看好”、“量化寬鬆即將結束”、“美國生產恢復競爭力”等推動資金回流的原因外，美國輿論中“銀行資不抵債”的警告也越來越多，這也可能是促成美資暫時回流的一個原因。從宏觀來看，這是全球化背景下資本流動的一種現象，不必過度驚慌。
另外，歐美部分輿論借勢“唱衰中國”，也不能排除希望中國繼續刺激經濟，把推動全球經濟復甦的責任盡可能推給中國。
凡此種種，客觀上都對中國造成一定的壓力。
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現階段有自己的兩難處境：選擇經濟更健康、社會更公平的發展模式，就不得不以犧牲增長速度、流失部分資金為代價；這一戰略選擇並非毫無風險，因為經濟減速過度便可能導致硬著陸，其後果很難預料。但從長遠看來，與中國根本利益最為契合的，非轉型莫屬。因此，雖有風險和代價，中國當局仍堅持轉型戰略，前提自然是風險與代價都在可掌控的範圍內。具體歸結到美資撤離中國銀行業，相信不至於對中國經濟的轉型戰略產生影響。無論“撤離”是否坐實，中國方寸不可亂。要知道，政策的穩定有利於市場的穩定。
從全球角度來看，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達國家經濟體並駕齊驅，比一枝獨秀更利於世界經濟的平衡增長。中國如能抵住外部壓力和內在誘惑，完成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將是福音。只要中國的大方向不改變，資金的流去與流回，不應該成為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