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40年至今的170多年來，中國的政權幾經更替、中國的經濟體制也幾經改變，但國家的權力運作方式（官員任命制）、行政管理方式（自上而下的命令制）並沒有多大改變。百餘年來，中國的經濟結構正在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演進，但社會結構呈現的“強政府、弱民眾”特點基本未變，“政府主導”仍是社會生活和管理的基本形態。而經濟活動和社會事務的龐雜、多樣性常常跟政府管理的“統一性”產生衝突，並引發社會多方面矛盾。
有人說，中國今天正處經濟與社會轉型中。實際上，過去一百多年來（除去日本侵略時期外），中國一直處在轉型中——從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緊接著再向信息化社會轉變，從以東方文化及其價值體系為主的社會向東西方文化交織交融的社會轉變。這種轉型是漫長的、艱難的甚至是反反覆複的。今天，這種轉型確實是進入最關鍵的時期。改革正是順應這種歷史大勢的有為之為。
今天，中國改革的主要目標不止是單純的“提升經濟質素”這一項任務，而兼有改革政治體制、社會管理體制以及重塑民族文化價值體系等多重任務。在如此重任壓肩背景下，無論是對“自貿區”還是對“開發區”或其它什麼“區”等，人們均不宜寄予“非分之想”。
在最近的三十年裡，中國有兩個“區”的經驗值得借鑒，即台灣地區和香港特區，但當他們的嘗試和成果只囿於一個局部範圍與一些固定群體享用時，當大陸將那樣的經驗視為“只可遠觀、不可觸碰”的特殊制度時，其經驗的價值也就被白白浪費。已進入到新階段的中國改革還需要“試”什麼呢？中國需要的是頂層設計，需要的是全局觀念，需要的是如何轉變政府主導的管理模式，需要的是尊重市場，尊重民意的運作體制，而這一切，都需要超越“區”的觀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