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公報提綱挈領地提出了十餘條任務部署，分別關乎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引發了理論界與媒體的熱議。各項任務的後續落實，在頂層設計與摸石頭過河相結合的理論指導下，還會陸續有專門的措施出台。同時，各項任務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支撐，互為因果，互為保障的關係，都體現了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特點。比如，“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必然需要“建設法治中國，必須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為其保駕護航，也必須通過加強反腐體制建設為其提供健康的環境；同時，也只有通過轉變政府職能，確立市場“決定性作用”，才能使司法改革不被利益集團所綁架，才能“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從而根除腐敗。再比如，一切經濟體制改革任務的完成，必須在國家安全的環境下才能實現；同時，強軍強國之路必須有經濟健康發展作為基石。此次全會在確立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同時提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是基於對以上辯證關係的清楚認識。另外，在一攬子規劃部署之中，一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應運而生，負責改革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其工作方法正是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集中體現，其目的也正是保障深化改革得以系統、整體、協同地進行。
中國人發明的圍棋（博弈）象徵性地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智慧：“大小先後，輕重緩急”的思維方式實際上正是這種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方法論。中國領導人在重大問題的決策上經常與之暗合，也經常體現出傳統文化中道家的“和諧”與儒家的“有為”、中庸之道以及中央集權式的強大執行力。了解這一點，西方人應該不再難以理解中國式的改革，不再難以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我們樂見，中國智慧在三中全會所設計的深化改革實踐中，再次為世界提供寶貴的鏡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