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有全局意義的是，中方在11月舉行的中共三中全會上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這有望成為領導人協調外交、軍事、安全等領域政策與執行並落實國家整體安全戰略的最高機構。在一個低調外交、一切為經濟發展服務的年代裡，領導人並沒有迫切需要來設立這樣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但伴隨著國際形勢變化和外交風格轉換，中國可能會面臨越來越複雜的安全和外交問題，這種機構就顯得必要，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在貫徹最高領導人強硬風格和個人意志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國家實力和領袖個性決定外交風格
應當講，鄧小平當年提出的“韜光養晦”外交策略是與中國當年較弱的經濟實力和較低的現代化水平有很大關係的。在199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甚至比不了西班牙和巴西，與美、日的差距懸殊。即便到了200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的排名有所上升，但仍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和美國的八分之一左右。此後的十幾年中國經濟出現了爆發式增長，主要大國的實力對比出現了近代以來歷時最短、最猛烈的變動，到今年底，中國經濟總量將反超日本三分之一以上。
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差距也大幅縮小，如果按既定增長速率，中國經濟總量將在習近平時代超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在經濟膨脹的背景下，中國軍事實力也在大幅增長，速度甚至超過經濟增長率。在國家綜合國力大幅上升的形勢下，中國外交再次由“柔”變“剛”，應是可以預料之事。
然而，領袖個人在外交風格轉換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視。習近平執政元年，無論在對內反腐、重啟改革還是在對美莊園外交、周邊事務方面都展現出果斷、堅決和強勢的鮮明風格。在這種強勢領導人風格的影響下，中國將加快外交風格的轉變過程，剛剛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將進一步強化領袖個性對政策所起的作用。
如果把中國的對外戰略放在一個更為久遠的歷史框架去看，就會發現追求大國榮耀、尊嚴和國際影響力始終是中國國家戰略的主要內容。在古代中國的東亞“朝貢”體系被列強打碎、中國自身也淪為落後與衰敗之後，國家和人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屈辱之中。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垮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未能滿足人民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在蔣介石和毛澤東時代，中國逐步恢復國際舞台上政治大國的地位，但由於經濟上的制約，中國未能從根本上改變積貧積弱的狀態，因此強勢外交未能得以持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實則為不得已的權宜之計，目的在於以退為進，遵循聖賢遇事無爭、反而能在眾人之中領先的道家思想。然而，一旦時機成熟和實力允許，中國必然將重返強勢外交。（作者陳剛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