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中後斯以新型勞資關係和社會保障的完善為特征，底層勞動者收入提高，本是一件好事。隱性通脹條件下，全社會勞動力工資上漲也是必然趨勢，轉型經濟體都會經歷勞動力從富餘向短缺突變的“劉易斯拐點”。
現在，這個拐點的脈胳已經清晰地呈現在眼前。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加快，農村富餘勞動力日漸減少，最後直到枯竭，沒有可轉移的勞動力。“劉易斯拐點”的經濟學前提是發展中經濟體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格局，經濟發展初期，由於農業人口眾多，農村勞動力以低成本持續大規模地向非農產業轉移，等到非農產業把農村剩餘勞動力吸收殆盡，二元經濟就會發展成為一體化相對均衡的現代經濟體。應該說，經濟增長和城鄉一體化程度的提高，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根本原因。而這一拐點的臨近又倒逼政策的調整和產業的轉型升級。
2004年以前，進城務工農民的工資普遍較低，從區區三五百元到現在的三千元，標誌著社會底層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進入一個相對公平的時期。當然，這中間也數度有過激烈的勞資搏弈，農民工對長期的低工資和惡劣就業環境有無聲的反抗，有對城市高成本生活的無奈逃離。但是現代工業文明發展到今天，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企業主仍幻想民工可以一天工作10個小時，一周工作6天，拿最低標準的工資，不簽勞動合同，不繳社保，繼續在惡劣環境下工作，那這樣的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
冷靜分析現在製造業對用工荒的不適應，甚至犯愁，一是用工成本上升太快，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產率上升跟不上，使企業出現成本壓力;二是這一輪勞動力成本上升與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價上升上升拉動整體的社會生活成本上升所至，勞動力被擠壓回鄉，與年輕人逃離“北上廣”無出其右;而工資成本的上升又與經濟速度下行反向叠加，自然加大企業經營者的心理焦灼感。
但是，國情和人均3000元左右的收入，決定了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農村勞動力存量依然較大，雖然成本上升不可阻擋，但供需及勞動力價格有彈性。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以購買力評價衡量的中國勞動力工資報酬仍處在較低水平，“人口紅利”還將在相當長時間內存在。“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有助於倒逼人口政府的調整，如多個省市已經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靈活調整，“二胎”問題開始破冰。
“劉易斯拐點”對推進傳統產業優化，促進企業在員工待遇和福祉上的改進，也有利於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當然，要解決“民工荒”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終身教育提高全民勞動技能，同時要打破戶籍藩籬，破除城鄉自由流動壁壘，讓農民公平而有尊嚴地融入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