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高程則認為，中國的海洋戰略、乃至外交戰略的調整始於2009年前後。“大的原則是從過去的韜光養晦，調整為有所作為，而習主席的提法則叫奮發有為。”
高程認為，中國過往在周邊外交政策上的方針基本是應激性的，“問題來了，我們一一去應對”，而現在則有一套主動的周邊經營策略，以自己大國的利益出發，由被動應對危機到主動經營。
她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大國，在討論大國關係的時候，實際上討論的是中國和其他大國之間的關係。但是從這兩年，中國在外交領域開始以自己的大國利益為出發，進行主動經營。
但高程並不認為，中國的政策調整是基於美國影響力的衰落。相反地，中國是在美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為避免受制於美國及其亞洲盟友，而做出的應對。“如果我們再不拿出一個大國姿態來好好經營周邊的話，我們會在外交上陷入一個被動的局面。”
陳思誠認為，中國當前在邊界問題上的政策的確體現出了對美國影響力的擔憂。
中國在邊界問題上的方針根據各個區域而有所不同。一方面，中國通過和平的方式，設法解決了它與俄羅斯等一些上合組織成員國的領土領海問題。即使是與越南的北部灣之爭，也沒能阻礙兩國開等雙邊經濟合作項目。“而這與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爭端上的態度截然不同。”
“我的感覺是，中國在東海和南海問題上不同的策略出自中國對美國影響力以及所謂的美國地區干預的擔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