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新型的形態，可稱之為未來中國的“新常態”。由於中國在經濟體量上正邁向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國際影響力方面勢必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因此這一“新常態”可能將延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甚至我們可以預言，如果說1979年至2014年的這35年，是中國與國際社會關系的“舊常態”，那麼2014年至2049年的這35年，將成為中國與國際社會關系的“新常態”。
雖然“對外關系新常態”的概念現在尚未普及，但從中國精英到民間，大致在兩大問題上存有分歧：一、未來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究竟是和平為主，還是以對抗為主？二、即便以和平發展為主基調，在這一框架下，究竟如何處理或把握不回避衝突的“度”的問題？
但跨越這些戰略和策略層面，對進入“新常態”的中國而言，下列問題也許更為深刻和重要：一、中國如何處理自己與國際社會的關系？當一個仰視國際社會的中國消失後，是否就必然代之以一個俯視的中國？中國能否在“新常態”下真正做到與國際社會心理上的平視？二、中國如何處理自身與西方價值觀的關系？將西方價值觀等同於“普世價值”，是認識上的誤區和不自信；中國能否或如何將來自東方的智慧、經驗和做法融入“普世價值”？
無論是戰略、策略還是其他更加深層的問題，都需要中國的人們在進入“對外關系新常態”時，有一個更加沉穩的心態，以及對世界和對自己的成熟的把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