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即使選擇的項目具有合理的社會回報率，但基於過高的交易成本，這些社會回報率無法轉化為投資項目回報率。換言之，項目的社會收益與投資收益之間相差甚遠。對此，可以有兩種解決方案來克服經濟學家所稱的外部性問題。一種是盡可能選擇那些社會回報率與投資項目回報率差距不大、從而具備正的投資預期回報的項目。但這類項目大多數已經被市場機制所發掘，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優勢是在資金成本上的優勢，如此，那些投資回報率高於馬歇爾計劃利率、而低於市場利率的項目有可能成為馬歇爾計劃的受益者。第二種解決方案是中國模式。在中國，地方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就其投資回報率而言，很多都低於資金成本，但其社會回報率高於資金成本，而這種社會回報最終以稅收增加、尤其是土地增的方式反流給當地政府，這樣形成一個正反饋循環。
依賴投資基礎建設的中國模式能否複制全球？不可忽視的一點在於，無論如何看待中國模式，中國過去道路揭示了兩個關鍵點：首先，政府擁有龐大政府資產、尤其是土地，基礎設施投資帶來的社會效益有很大比例轉化為政府收益。其次，中國政府是有效管理的政府，即使有所漏出（如各種腐敗），總體而言，社會效益的主體被政府獲得。反觀很多發展中國家，其實並不具備以上兩個條件。結合各國政治運行方面的弊病，項目獲得成功並具備充分的政治意願保證歸還中國資金，成為很難保證的事件。
再來看另一段歷史提供的啓迪。一方面是國內過剩產能纏身，資本投資回報率節節下滑，另一方面是外匯儲備一路攀升，本幣面臨升值壓力——聽起來有點耳熟，不過這不是說中國，80年代的日本也曾經面臨類似困境。選擇有兩個，一個資本主義的設想，讓該破產的企業破產；另一個則比較溫和漸進，那就是投資海外。當時的日本並沒有選擇出清過剩產能，銀行系統仍舊源源不斷為這些僵屍公司供血，不少公司的戰略是選擇海外一擲千金，日本商人堪稱精明地買了很多地產以及礦產。即使如此，市場清算的一天總會到來，日本經濟逐步空心化，而仍舊沒有逃離經濟泡沫幻滅的命運。
對於崛起中的中國，借助經濟的外交將成為未來戰略的重要一步，無論此前的金磚銀行還是亞洲投資銀行都彰示中國的宏大雄心。中國資本對外擴張有經濟上的天然動力，中國目前已經向資本淨輸出國靠攏，官方數據局表示今年前9個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為750億美元，同比增長21.6%，與此同時，中國對於外商投資則面臨壓力，今年前9個月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874億美元，下降1.4%。從這個角度講，中國資本的對外擴張不是要不要做的問題，而是如何做的問題。
對比歷史與現實，中國可以從中吸收什麼教訓？首先，投資於發展中國家機會多，但陷阱更多，或許在投資目的國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並舉是一個方向。其次，國家主導的外援效果明顯，但也有看不見的成本，中國應該考慮主要依賴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作為行動主體，政府可以起到積極引導、因勢利導、協調組織的作用，而不宜越俎代庖，以政治考量代替經濟核算。第三，資本的海外擴張主要經濟目標是優化資源配置，而不應該對其消解過剩產能的作用寄望過高。過剩產能的調整離不開痛苦的結構改革，與資本海外擴張的經濟邏輯關聯不大，不應對此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