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全球以及國內政治領域中，中產階層是最重要的。占據主導地位的全球議程引導精英階層關注這些事務：知識產權、投資保護和監管協調，再加上對全球貧困和子孫後代的道德關切等，卻沒有給中產階層提供什麼。那些不利於發達國家的工薪階層（和發展中國家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的政策，從長遠觀點看就不太可能獲得成功。
第三，我們可能會進入這樣一個世界，即資本充裕，通縮壓力很大，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需求不足。到2020年，在任何大的發達國家，預計實際利率都不會比零高多少，也不會出現預期的通脹。將來的重點必須是促進投資，而不是實行緊縮政策。
這些規則還只是一個開端。關於全球公共物品，關於當今時代採取行動所要求的速度和透明度，關於政府與非政府行為主體的合作，以及其他許多事項，我們都存在著問題。關鍵在於，在未來的史學家看來，這一個月來的事件並不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而是敲響了令人清醒的警鐘。（作者勞倫斯•薩默斯系前美國財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