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還指出，在中國的專制制度中可以進行試驗，因為高層治理非常穩定，而且“憲法制度非常靈活”。筆者想加上一點：除此之外，中國社會（也許還有其他大多數亞洲社會）的社會基礎更有利於這種自上而下的權威試驗，因為其傳統的世界觀和人性與治理哲學沒有完全被西方的進步主義吃掉，而且沒有僵化到像“伊斯蘭國”組織的極端性那樣無法實現現代化的地步。
此外，最重要的是，貝爾還指出，“中國模式的頂部以賢能政治—即應該在能力和品德的基礎上選拔高層官員的觀點—為特點。”這絕對是好事，因為“一旦領導人達到政治權力的頂峰，他們就可以進行長期規劃，并作出顧及包括子孫後代和生活在國外的人們在內所有相關利益攸關方利益的決定”。貝爾將此與民主制度進行了對比：
與中國領導人相比，需要為下次選舉擔憂的領導人更有可能作出受到短期政治考量影響的決定。民選領導人比較容易受到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游說的影響，而受到政府政策影響的非選民（如子孫後代）的利益可能會在與選民和競選資助者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情況下被犧牲。這種領導人把許多時間花在籌錢和反複發表相同的競選演說上。相比之下，對靠賢能當選的領導人而言，評判標准是他們做了什麼，而不是他們說了什麼。
混合型治理可借鑒
換言之，中國的制度雖然存在缺點，但能促進善治。與其他許多國家不同，中國是一黨制國家，不必擔憂如何實行某種形式的賢能治理；每個國家不大可能簡單地完全照搬中國實際的政治結構。然而，中國制度的許多方面在其他國家顯而易見。事實上，在亞洲，這種治理的先驅者可以說是日本明治時期的寡頭集團，該集團曾在1868年以後主宰日本數十年之久。也可以說新加坡、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現代國家已在實行這種自上而下的賢能治理，而這對這些國家的戰略規劃和治理大有助益。
真正的領導者，所作所為要符合國家的最大利益，要考慮自己的政策對人民的發展和品德所產生的總體影響。他們不會失去理性地墨守有關治理的思想觀念；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畢竟是取得成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要在日常生活層面保證基本經濟和個人自由，已在西方出現的金錢、政治和媒介行動主義之間那種錯綜複雜的關系就沒有存在的理由。政治民主并非現代世界所具備的一個條件—只有社會民主才是，因為社會民主消除了以前非常重要的社會階層。
一種混合型治理體制正在亞洲各地出現，能為世界各地采取更好的治理形式指明方向。西方和其他亞洲國家—特別是印度—可以而且應該注意這一點，在考慮本國的政治制度時得出適當的結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