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非西方的接受者的問題。西方的話語體系傳播到非西方國家之後，非西方國家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接受了西方話語體系。盡管非西方國家通過反殖民運動在政治上獲得了獨立，但在話語體系方面并非這樣。很多國家的話語體系始終處於西方的“殖民”之下，而根本就沒有自己的話語體系。一些國家盡管試圖想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但自己建立的體系不被西方所理解。
其三，西方話語已經演變成為政治意識形態。不難發現，西方國家往往把自己置於理想的一端，而把中國等國家置於非理想的一端，人為制造了不同話語之間的鴻溝和差異。西方善於把事物兩分法，例如“法治”與“人治”、“民主”與“專制”、“自由與不自由”等等。兩分法說到底就是把世界簡單分成“黑”與“白”兩種，好像除了這兩種顔色，世界上就沒有其他顔色了。這種簡單的思維使得西方自己為理解其他社會設置了無限的意識形態上的障礙。
其四，西方和其他國家的“時空錯位”。生活在不同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人們對感興趣的經驗現象很不一樣。例如，西方美國因為已經處於社會經濟的高發展階段，對社會的政治權利深感興趣，而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發展中國家對社會經濟權利更感興趣，因為對這些國家來說，社會經濟的發展權更為重要，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前，很難實現西方式的政治權利。再如，西方美國對完全的經濟自由感興趣，因為西方的企業已經發展出了足够的能力而在全球範圍內具有競爭力，而發展中國家往往要通過國家對經濟的幹預來趕上發達國家，為了追趕，國家很難實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同樣，西方美國重法治而輕政治權威，因為它們的法治在經歷了幾個世紀之後已經相當完備，而發展中國家的重點仍然在如何使用政治權威去建立法治，因為這些國家往往既沒有法治的傳統，現實生活中也不見一套有效的法律制度。簡單地說，西方希望能够在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中看到“現在的自己”，而發展中國家對西方過去的經驗更感興趣，而非西方的今天。
上述這些現象已經成為事實，不管人們喜歡與否，不得不接受。對中國來說，人們也不能有太多抱怨。說到底，如何讓世界能够理解中國，這是中國本身的責任。中國不能掌控西方如何理解中國，所能掌控的是如何創造諸種條件讓西方來了解自身。盡管作為建設軟力量的有效方式，中國已經把“讀懂中國”提高到一個戰略高度，但在很多方面，中國仍然不知道如何有效塑造這種軟力量。近年來，在解讀中國方面，人們不難觀察到幾種情況。
其一，“中國模式”的爭論誤入歧途。前些年，學術和政策研究領域創始了關於“中國模式”的研究，但這個可以成為“讀懂中國”突破口的研究項目很快就演變成為左、右派之間毫無意義的意識形態之爭。人們的焦點不是解釋“中國模式”本身，而是論說中西方模式的好壞。自由派痛恨中國模式，認為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拋棄這個模式，甚至用西方模式來取代中國模式，而左派則不切實際地誇張中國模式，認為中國模式優於西方模式，甚至可以用中國模式來取代或者終結西方模式。自由派認為中國生病了，西方沒有生病，似乎用西方的健康來證明自己已經病入膏肓的現狀；而左派則想通過數說西方的不健康來證明自己的身體健康。實際上，無論自由派和左派的邏輯過於簡單，并不能成立。但這場意識形態的爭論不僅沒有人真正努力去研究中國模式到底是如何的，反而在國內制造了社會層面的高度分歧。很簡單，盲目崇拜西方或者盲目崇拜自己，都不是在“解讀中國”，而是在“誤導中國”。在國際層面，這場爭論不僅沒有促成告訴西方中國模式到底是怎樣的；相反，正如西方用意識形態看中國，中國也似乎用意識形態看西方。這就造成了一些人所說的“互相忽悠”的狀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