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美國為首的工業發達國家，博雅教育思想根基深固，不但沒有因工業化的衝擊而消弭，反而在不斷的論辯與改革實踐（如《耶魯報告》、“芝加哥計劃”、《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等）過程中，被確立為教育系統的基礎與核心，以引導專業實用教育的開展實行。依矽穀研究者和矽穀創業成功人士所見，矽穀的形成崛起便是得益於博雅教育。
反觀中國，自古以來也不乏全人教育的思想精華。《易經》中有“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已蓄其德”，《論語》中有“君子不器”等。然而，中國的教育制度始終受到社會體制、文化和歷史的制約，平等、獨立、自由的觀念缺乏穩固根基，博雅教育便不可能得到廣泛深入發展。盡管“學而優則仕”的鄉土教育觀念和“科舉制”的人才選拔制度促進了階層流動，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終其功能，是犧牲個體的自由人格和獨立批判精神，以鞏固社會威權等級制度。中共建國之後，教育體系的改革深受前蘇聯模式的影響，形成了以知識和“應試”為中心的教育體系。
盡管內容有所不同，在形式和功能上，這套教育體系與封建科舉制極為相似，也不斷受到詬病。實際上，中國社會精英也一直努力摸索“人才”的定義和培養人才的有效模式，但多年來，著重於技能訓練而非獨立人格培養的內核并無實質性改變。缺乏獨立人格的培養，產出的就是對謀生之外的事物缺乏廣泛深厚的興趣，對生命的價值和社會的發展無暇或惰於思考的“工具人”。按照《烏合之衆》作者勒龐的分析，這樣的人尚不可能守衛社會道德底綫，又如何指望他們建立以真知灼見、開拓精神為基礎的創新型社會？
盡管“素質教育”已然出現在中國教育改革的設計圖裡，但依目前的內容與效果看，也不過是功利主義思維下對博雅教育的膚淺模仿，只得其“形”、未得其“實”。杜維明先生曾指出，沒有深厚的人文學作為基礎，素質教育是沒辦法發展的。
在中國真正實現博雅教育，需深入挖掘梳理傳統（包括西方和中國傳統）中的精神文化資源，作為博雅教育的人文學根基。這個打根基的工作千萬急功近利不得，需像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那樣，耐心花費幾十乃至上百年的時間去摸索、討論、實踐、積累和辨別。最終，教育的內容和形式應該由這個人文根基來決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