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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中國人民銀行總部大樓。 |
中評社香港3月2日電／在G20財政和央行行長會議剛剛閉幕後的首個工作日，中國央行就率先啓動寬鬆貨幣政策，宣布自2016年3月1日起，普遍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在筆者看來，央行此舉是有意引領G20協力刺激經濟，也是作為東道主對G20聲明的回應。但是中國持續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應對經濟下滑還是不够的，不僅需要國內財政政策的進一步放鬆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需要其它主要國家，尤其是美國也維持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
英國《金融時報》3月1日載文《中國降准能否引領G20？》，文章說，而此舉恰好選在G20會議緩釋人民幣貶值壓力之後，以及中國兩會召開之前，表明中國決策層希望穩增長措施加碼為兩會期間的＂十三五＂改革措施落地鋪路；同時，作為G20東道主，央行降准打出了G20會議後全球央行寬鬆政策的第一槍，已在表態G20成果，即今年全球央行將以適度寬鬆的貨幣環境防止金融動蕩。
對人民銀行而言，降准一直是貨幣政策放鬆的一個最主要的常規工具。近期外匯占款的持續下降，以及國內經濟走低，工業生產品價格持續47個月通縮，央行降准的壓力在春節前便一直存在。然而，歲末年初，人民幣存在大幅貶值壓力，這使得中國央行對待常規寬鬆貨幣政策不得不采取頗為謹慎的態度。直至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後，各國提出提振全球增長，避免競爭性貶值的共識，中國也承諾人民幣不具備大幅貶值的基礎，人民幣貶值壓力有所緩釋，結合當前資本外流渠道有所收窄，央行才再度開啓常規寬鬆貨幣政策。
與此同時，人民銀行G20會後開啓全球央行寬鬆第一槍，也有作為G20東道主，率先表態在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加大的情況下，各國貨幣政策仍將支持經濟活動，助力結構性改革的作用。
當然，僅有貨幣政策寬鬆仍然不够，考慮到當前貨幣政策邊際效用遞減，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更為關鍵，筆者認為，今年財政政策有必要在去產能人員安置、提高赤字率、增發國債等方面做出更多安排。特別是，考慮到審計署在12月審計發現的鐵路水利等重大項目部分進展緩慢，後期確保提高開工率與資金落地，以助力穩增長確有必要。
就全球匯率市場方面，盡管G20會議提出“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確有必要，但并未達成更進一步的操作共識，令人遺憾。而這部分失望落空也被解讀為影響G20後首個交易日，A股市場大跌的部分原因。對此，筆者早前文章《中國如何主導“新廣場協定”？》討論了引導弱勢美元的可能性，但筆者發現，當前市場對“新廣場協議”的內容解讀上仍存在較多誤解，甚至是相反的解讀，如不少觀點認為“新廣場協議”意味著人民幣會向1985年廣場協議中日元一樣作為強勢貨幣。而在筆者看來則完全相反，“新廣場協議”并非人民幣走強，而是勸阻美聯儲過激的加息計劃，從而引導美元走弱，進而人民幣跟隨美元適度對其它貨幣貶值，緩釋人民幣前期對非美元貨幣過度升值的壓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