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中國大部分智庫屬於各級政府，服務對象主要是政府部門。盡管把持著大量資源，這些智庫卻很少為公衆提供免費的知識產品，也沒有動機就某個公共議題組織嚴肅的公開討論。例如，前述榜單上的中國政府智庫就分別與中國官僚體系中的副部級和正廳級相對應，他們雇用著成千上萬人，每年耗費財政達上億元。在提及彼此時，這些政府智庫往往以“兄弟單位”相稱。沒錯，這些智庫都擁有相同的“爸爸”，他們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利益衝突，甚至不會出現意見和觀點向左的情形，各智庫間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不同的行政隸屬和級別上。於是，發達國家經常出現的，不同智庫為捍衛自身觀點、立場所進行的唇槍舌劍在中國是絕難看到的。其實，此類思想交鋒對於改善公衆對相關議題的認識，乃至提升公民意識都大有裨益，因為真理（相）越辯越明。
中國政府智庫的作用，有點像中國名目繁多的電視頻道，雖然都提供精神產品，涉足意識形態，但都缺少耐看、讓人受益的內容，更別說醍醐灌頂的時刻了。中國電視頻道過多、過濫、同質化現象已是不爭的事實，過度娛樂化和低俗化的傾向已嚴重侵蝕了收視率。畢竟，娛樂遠非生活的全部。
中國官方智庫也有娛樂化的傾向，如果我們把這些智庫緊跟領導，總是不失時機把領導的某句話拔高到理論高度加以論證理解為“娛樂”的話。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衆多政府智庫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不過是政策解釋的作用。由於行政化和衙門化的身份，這些智庫注定不會將全部心思用在知識的生產上。這種尷尬的存在，意味著官方智庫不大可能為社會提供真正有用的智慧，無法生產出經得起時間推敲的，有價值的知識產品。很多時候，由於領導人的更迭，他們提供的“智慧”不僅不耐用，而且還出現前後矛盾的情況。顯然，這有悖於求真的知識本性，對相關從業者的內心定力也是一種考驗和折磨。
智庫多，未必話語權就大。話語權的一個基本要旨是，要有人聽，引發各方的關注和共鳴，是名符其實的意見領袖，而不僅僅是做做樣子，如皇帝新衣寓言所揭示的，自說自話，自欺欺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政府智庫雖多，但由於雷同、同質的緣故，便很難獲得公衆自發的關注，更何況他們并未把服務社會公衆當作目標。如果這些智庫空話連篇，提出一些比其肉身腐朽得更快的所謂“理論”和“學說”，那不僅是對人類智力的濫用，而且還延誤社會進步。
可以說，從全社會角度看，數量衆多的中國智庫大都無甚用處。原因可歸結為兩點：一是他們無法提供對社會真正有用的知識；二是，他們很多時候都發出同一個聲音。既然調門相同，存在的意義也就不大了。借用司馬遷《史記》中擲地有聲的話，那便是，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