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近年來，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中國加大了對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機器人、清潔能源、智能汽車等產業的投入，攻讀自然科學類博士的人數增多，各大高校或科研機構也開啓了全球人才爭奪戰。在中國，既容易找到工作，搞科研也不差錢，這對日本大咖們的確有吸引力。
其二，難以適應日本的“職場文化”。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籍日裔科學家真鍋淑郎在回答媒體“為何移民海外”的提問時開玩笑地表示，自己缺乏與周圍人打成一片的能力，所以更適合待在美國。這表面上是一句笑話，但實質上真鍋淑郎道出了日本職場的問題，即要求人們懂得察言觀色，這可能會壓制一些人的創造力。日本職場頗受詬病的還有“年功序列”制，即加薪升職要“論資排輩”，這對那些能力出衆者而言有失公平。
中國職場雖也有“按資排輩”的痕跡，但并不像日本職場那麼嚴重，整體上仍是以能力優先。近年來，中國提出要在科研領域不唯學歷、不唯資歷、不唯論文、不唯獎項、不唯帽子，構建重真才實學、重質量貢獻的價值評價導向。這同樣抓到了日本科技人才的“癢點”。
人往高處走，高科技人才赴中國“打工”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正常流動，但也有值得日本反思之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