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路外交”以“九二共識”為基礎
（一）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必須與大陸協商
“務實外交”在解決台灣生存問題的同時，也在解決所謂的“中國”與“台灣”的問題。因為“台獨”人士認為，要讓台灣“走出去”，必須割裂“台灣”與“中國”的聯繫。“台灣”與“中國”漸漸對立起來，“中華民國在台灣”或者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可獨立、自主行使“外交”行為，不需要兩岸協商，更不需要大陸同意。但國際現實是只承認一個中國，所以無論是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還是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等製造“兩個中國”的行為都遭挫敗。
馬英九“活路外交”的“具體方法就是看能不能在兩岸關係當中，在國際社會方面，找出一個雙方可以互動的模式”，其立論基礎是“當台灣在兩岸關係上開始與對岸和解休兵時，在外交上是否也能擴大延伸乃至於比照”，即兩岸關係改善的成果或經驗，能否延伸、擴大到“外交”領域。馬英九在兩岸與“外交”的關係上含糊其辭，其含義與錢復“兩岸關係位階高於外交”的理念異曲同工。在談到與大陸協商的必要性時，馬英九指出，“兩岸關係已開始有不同的發展，這種發展也非完全由人的主觀的意識所左右。……所以這種發展不完全是任何一個人或一個政府可以控制的。兩岸的距離這麼近，雙方的發展有很多可以互補的地方，……不論主政者的意識形態是甚麼，恐怕都沒有辦法用主觀的意志去改變客觀的現實，所以我們……，就必須把現實考慮進去。”(6)可見，馬英九也認識到兩岸關係現階段處於一個新時期，需要務實、理性的新思維。
（二）兩岸協商需以“九二共識”為基礎
“活路外交”、“外交休兵”的基本要素就是兩岸之間已經建立一定程度的共識，雙方願意改善兩岸關係，(7)而兩岸最重要的一個共識就是“九二共識”。馬英九的重要幕僚蘇起就指出了“九二共識”對兩岸關係的重大意義，讓國民黨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與大陸對話了二十四次、台灣GDP成長率百分之八、“友邦”數目二十八個，但反觀台灣在否定“九二共識”的民進黨執政下卻每況愈下，“九二共識”的確是“活路外交”的重要基礎。(8)
二○○八年，兩岸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協商，並開始解決雙方具有共識且有迫切性的問題，逐漸累積兩岸互信。“活路外交”也寄望於“穩定兩岸，建立互信”為主軸，認為如果兩岸互信能由事務性協商擴大到政治協商，則有助於台灣人民參與國際，獲得國際尊嚴。馬英九將蕭萬長的“十六字箴言”改為“擱置爭議、求同存異、正視現實、共創雙贏”，與胡錦濤主席的“十六字箴言”有更多重疊。
“活路外交”的局限性
從上文可以看出，“活路外交”與“務實外交”有明顯的不同。不過囿於台灣的政治生態及兩岸固有矛盾，馬英九的“活路外交”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局限性。
（一）“活路外交”仍然難以突破“務實外交”的框架
馬英九坦言，“活路外交”延續了“務實外交”的務實精神，這一務實精神除了他強調的策略務實、靈活之外，還有一層重要的含義即“正視現實”。“正視現實”意義的延伸就是“一中各表”，就是以“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身份，發展兩岸關係，參與國際活動。馬英九本人是一個“中華民國基本教義派”，自詡是“中華民國”的忠實捍衛者，處處強調以“中華民國是個主權國家”的身份參與“國際空間”。因此“活路外交”隱含了改變現狀的危險。
（二）馬英九自身難以突破“愛台灣”的主流論述
“活路外交”既然只是策略上的改變，就會受到政治現實的很大影響，其中之一就是台灣主流民意的制約。二○○八“大選”，馬英九雖然贏得了選舉，但台灣社會的話語權仍為民進黨所掌控，台灣主體意識雖然出現“去台獨化”的趨勢，但“愛台灣”仍然是衡量政治人物的最主要操守。所以馬英九在提出“活路外交”時，並不敢質疑前“政府”為台灣“拼生存”的居心，依然將台灣的“外交困境”歸咎於台灣與大陸的鬥爭、對立乃至衝突。仍是“前朝”思維，將台灣“國際空間問題”與兩岸關係改善掛鉤，說它們是相互依存的關係，認為如果台灣在國際社會繼續受到孤立，兩岸關係就不可能達到有意義的成長。
而人們也看到，馬英九執政不滿百日，支持率業已跌破四成，而在國際大趨勢下，馬當局在經濟方面已很難有大的作為，唯一可突破的就在兩岸關係與“國際空間問題”上。所以，在馬英九難以突破“愛台”主流論述的情況下，如果不著力改善兩岸關係，取得共識後逐步解決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則會“揠苗助長”，結果反而“欲速而不達”。
註釋：
(1)《總統訪視外交部為闡述“活路外交”的理念與策略》，台灣“總統府”網站。
(2)《歐部長立法院第七屆第一會期外交業務報告》，台灣“外交部”網站。
(3)《外交基本方針》，台灣“外交部”網站。
(4)同注2。
(5)同注1。
(6)同注1。
(7)同注1。
(8)《大陸須高度關注馬英九“活路外交”》，中國評論新聞網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8年9月號，總第12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