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廣泛吸收和培養傳道人才。張天然傳道一大特點是善於團結、利用道內菁英。據說“他體態儀表端莊，再加上口若懸河，舌如利劍，海闊天空，談吐有序”，許多知名人士非常喜歡聽他佈道並樂意在他領導下開拓道務，如他在濟南發展的弟子郝鳳成、栗振魯、宿子臻、李鴻臣、徐衡甫、齊鳴周、董玉泉、郝書暄等人，在天津發展的李允中、於洪洲、薛洪、孫錫，張五福、王義等人，都是當地知名人士，其中有的是官員，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武館館主，都成為傳道幹將，對一貫道日後自濟南發散遍傳全國立下汗馬功勞。為了培養更多傳道人才，張天然先後在天津舉辦“純陽爐會”，60多人參加；“紫陽爐會”，40多人參加；在北京舉辦“順天大會”，200多人參加；在濟南舉辦“數理道德會”，150人參加；此外在張家口、西安等地也舉辦過“爐會”、“仙佛研究班”等，短期的仙佛班、研究班、懺悔班等更是經常舉辦，為一貫道培養了大量人才。
第三，大力發展傳道組織。“宗教的組織和制度，是一切宗教得以形成、賴以成型的基本要素。”為了更快、更好地弘道，把信徒組織起來，張天然以人口眾多的大都市為道務中心，以佛壇為道務基本組織，在全國建立數以萬計的一貫道組織。以總壇領導支壇，以支壇為單位向外發展，是張天然發展一貫道的基本組織形式，一貫道先後在濟南、天津、青島、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建立了總壇和若干有影響的支壇，不斷向外擴張，而在各省，又以縣、市為單位，每縣、市設一總壇或總櫃，道務先傳入各省大城市，再由各大城市傳入各縣、鄉、村，連成一線一線，相互交織，形成一貫道組織網絡。因此有的地方又把這種傳播方式叫“組線”，今日台灣一貫道對海外發展，仍採取這種方式。
第四，傳道與經商結合，以商務帶動道務發展。這是張天然傳道成功的又一鮮明經驗。此時的一貫道組織特別重視吸收商人入道，而商人也似乎特別熱衷參加。經商與傳道聯繫在一起，使一貫道傳播發展有了可靠的經濟保證，而商人以宗教慈善方式給予接濟，又促使一貫道對信徒和民眾更有吸引力和號召力，商人經商四處奔波，也很容易對外拓展道務。以天津為例，據宋光宇分析，當時天津道場人士就以紡織和日用百貨相關的行業最多，後來去東北和上海“開荒辦道”，也是以這批人士為主力。“他們口才便給，辨才無礙，又有正當的收入和雄厚的財力作為後盾，才能成功。”
張天然治道弘道有方，但政治取向有問題，缺乏民族氣節。1937年7月以後日寇攻佔北京、天津，面對如此危機，華北許多一貫道徒勸其撤退，但張天然表示堅決不撤，後來還在淪陷區取得合法地位，大量發展道徒，迅速擴充勢力。他本人還當了汪精衛偽政權的外交部顧問，並吸收褚民誼、周佛海、孫祥夫、常玉清、王揖堂、李麗久等眾多大漢奸、汪偽政權高官加入一貫道，積極配合日寇侵華政策。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一度下令取締一貫道，但不久改為控制利用，授意改名“中華道德慈善會”，變換形式，繼續公開活動。在解放戰爭期間，配合蔣介石政權，做了許多反對共產黨的事，為此，在全國解放前夕的1949年1月，由共產黨領導的華北人民政府即宣佈其為非法組織，明令加以取締，這也為日後新中國成立全面取締一貫道埋下伏筆。
1947年張天然去世，和以前一樣，一貫道未能逃脫分裂命運，道內很快一分為三，一派以大夫人劉率真和兒子張英譽為首，稱為“明線”或“師兄派”，一派以二夫人孫素真為首，稱為“暗線”或“師母派”，山西一貫道領袖薛洪自成一派，而又以“師母派”勢力最大。孫素真，字明善，道號慧明，山東單縣人，1895年生，是路中一得意門人，很早就被任命為代表師，在道內很有勢力。與張天然結合後勢力更加強盛，到了後期連張天然的影響都不如她，當今台灣一貫道各組線，絕大多數是孫素真一派發展而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後，不少一貫道領導人自知參加過反共活動命運難保，於是紛紛外逃。1950年底，中共中央下令全面查禁反動會道門。以北京市為例，是年12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發出佈告嚴厲取締一貫道。佈告全文如下：
“查一貫道是反革命、反人民的封建迷信組織，在其反動首領操縱下，一向與日寇、漢奸及美蔣特務勾結，進行各種出賣國家、危害人民的罪惡活動，而一般被欺騙或脅迫入道的無知落後群眾，亦深受其毒害：許多被詐騙錢財，甚至傾家蕩產；不少女道徒被強姦騙奸，甚至被逼賣淫；有些道徒遭受非刑拷打，甚至慘被殺害。因此，前華北人民政府早於1949年1月，即曾宣佈其為非法組織，明令加以取締，乃其反動首領怙惡不悛，竟敢於解放後繼續充當美蔣的特務奸細，散播謠言，恐嚇群眾，甚至陰謀武裝暴動，實屬罪惡昭彰。本府為保障人民利益，維護社會秩序，並挽救誤入歧途的受騙群眾，決予嚴厲取締，並規定辦法如左：
一、自佈告之日起，所有會道門應一律立即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動。
二、一貫道點傳師以上的重要分子及其他有政治破壞活動者，立即予以逮捕，並按其情節輕重依法懲辦。凡無重大罪行並真正悔過自新且有事實表現者，均予寬大處理。
三、點傳師以下家壇主以上分子（包括三才），應立即自行向本市各該管公安分局進行登記，交出道中組織關係、供具、公產等，並向政府具結停止一切活動，違者依法嚴懲。
四、所有被欺騙、被脅迫參加一貫道之群眾，一經脫離組織，停止一切活動，即免予追究，並得控訴或追究該道點傳師、壇主等過去欺騙壓迫群眾之罪行，追回被騙之財物。
五、不論一貫道之一般道徒或壇主、點傳師，凡翻然悔悟，積極幫助政府揭露一貫道之各種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惡活動，檢舉隱蔽或潛逃的罪行重大分子，並有顯著成績者，本府將依其成績大小予以獎勵。
六、凡本市各界人士對一貫道之活動可進行檢舉，其檢舉有據且因而破案者，由政府予以獎勵。
以上辦法著令本府公安局立即執行，並望全市各階層人民予以協助。”
次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決取締一貫道》的社論，再次對一貫道定性：“一貫道是被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匪幫所掌握與利用的反革命工具，是反動封建迷信組織，是欺騙與陷害落後群眾的組織。其首要分子，多是漢奸、特務、流氓頭子、反動地主、惡霸之流。”，指出取締一貫道既是一場政治鬥爭，又是一場思想鬥爭，不僅須要摧毀其組織，還要摧毀其思想影響。為此要打擊一小撮，團結大多數，進行普遍深入的宣傳教育。一時間全國興起轟轟烈烈的取締一貫道運動。據報道，自宣佈取締反動會道門以後的半年時間內，已槍決一批一貫道頭子，許多道徒紛紛聲明退道，據統計，西北區退道者已有10萬人，山東10萬人，察哈爾10萬人，皖北3萬多人，蘇北2萬多人，天津16萬多人，北京17萬多人。
經過這場打擊風暴，一貫道自此在大陸銷聲匿跡。
一貫道在大陸覆滅，實質上是政治因素而非宗教問題。客觀講，張天然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民間宗教改革家、一貫道一代領袖和宗師。他執掌一貫道以後銳意改革，積極進取，去除求道、修道中許多陳規陋習，強調“先得後修”，無論是誰，只要發心求道，就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點道儀式加入，士農工商各安其位各盡其責，就是最好的修行方法。特別是“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以後，在全國官學界以崇尚西洋、反對傳統的社會大潮流中，他明確提出要“真儒”復興，大力弘場中華傳統文化。在這位本土民間宗教家看來，民國以來天災頻生、戰禍連連，完全是因為“先王之綱常掃地，聖人之禮教廢弛”。在“青陽期”大劫臨頭之際，要拯救世人脫離苦海，唯有重新提倡並身體力行儒家綱常倫理，才是得救之道。如何救世，本來可以是思想之爭、教義之爭、路線之爭，但張天然之後的一貫道，作為一個教團、教派卻介入政治爭鬥，尤其是在戰爭年代公然站在反動的一方，就不再是“由於一貫道與政府缺乏溝通，相互不瞭解，以致造成政府誤解，被禁止傳道”那麼簡單，勝利的一方一旦建立政權，跟隨對立方與之作對的組織，勢必走向覆滅，這也是歷史的必然。此時一貫道的命運，與同時代另一組織洪門，即現在大陸參政的致公黨相比，由於政治取向不同，命運形成鮮明對比。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5月號，總第14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