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戰談判恢復後，又經過半年多的激烈爭論，雙方終於在確定軍事分界線、實現停火和監督停戰等問題上達成初步協議。但在戰俘遣返問題上，由於美方堅持無理要求，談判再次陷入僵局。1952年10月8日，美方單方面宣佈中止談判。10月14日，侵略軍向上甘嶺發起了一年以來規模最大的攻勢。周恩來對這種情況早有準備。他清楚地知道：“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也得不到。”當侵略者在戰場上還不服氣、不死心的時候，戰爭是不會立刻停止的。因此，必須給予敵人有效打擊，反擊他們的無理要求，打消他們的幻想。中國人民志願軍在40多天內，打退敵人900多次衝擊，殲敵25000多人，陣地依然屹立不動。戰場上的失敗，迫使美國不得不又一次回到談判桌上來。1953年2月下旬，“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議雙方交換病傷戰俘。周恩來看出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應該給予積極回應。3月下旬，中朝方面同意對方要求，並建議立即恢復談判。同時，為了實現和平，周恩來又發表聲明，做出新的讓步，對遣返戰俘問題提出新的建議，“談判雙方應保證在停戰後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在我方審時度勢的不斷努力下，4月26日，中斷了半年多的停戰談判終於重新復會。
要早日結束戰爭，最終要靠戰場上的戰果，給美方以壓力。5月到7月間，中朝人民軍隊連續發動三次夏季攻勢，將戰線南移，使美國感到戰爭拖延下去，只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損失。這樣，在形勢更加不利的情況下，美國侵略者不得不于7月27日在板門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簽訂軍事停戰協定。可以看出，停戰協定的最終簽訂，是正確貫徹周恩來“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指示的結果。
“當行則行”、“當止則止”，關鍵問題是要善於根據總體目標、形勢的變化和條件的許可來審時度勢，確定舉止進退，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整體利益。這樣，“行於所當行”，就不是無目的的盲目行動；“止於所當止”，也不是無原則的遷就退讓。一切決策都要以是否有利於總體目標的實現為判斷進退的標準。
要做到“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其前提和基礎是要對形勢有一個科學而準確的判斷。在朝鮮停戰談判過程中，面對美方從一開始就在談判桌上提出無理要求、在軍事上接連製造事端的行為，指導談判工作的周恩來通觀全局，精闢地分析道：“美國在朝鮮問題上不能不談判停戰。由於內政外交原因，他不能不拖一下，但不能破裂，而只能破壞。”“目前談成的可能性增長，但拖的可能性還存在，全面破裂的可能性不大。”正是在這種科學判斷形勢的前提下，周恩來提出了正確的談判方針――“不怕破裂，也不怕拖。願和，但也不急。”因為我們不怕破裂，所以應該“行於所當行”；因為我們願意“和”，所以應該“止於所不可不止”。有了這兩種準備，兩種努力，就能夠將原則性和靈活性高度結合起來，採取恰當的應對措施；就能夠牢牢把握住外交工作的主動權。
“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外事談判應該如此，其他工作領域又何嘗不是如此！在一切工作中，我們的決策都應該既尊重客觀規律，又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將原則性和靈活性高度統一起來，這樣才能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做到當行則行、當止則止。（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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