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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歲的趙一荻在幽居中。 |
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為擔心高雄已成為空襲目標，1950年1月，張學良又搬回井上溫泉。“那本書(注：指《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出來之後，我也聽到有一種說法：有人還覺得大伯過得不錯，住在風景優美的地方，好像過著"田園生活"，其實他們那10年過得很苦，井上溫泉遠離城鎮，採購困難。大伯靠自己種點青菜、養些雞鴨才得以維持簡單的營養。本是大家閨秀的大媽也能熟練用縫紉機自己縫衣被，以抵禦山中寒冷。那裏連電燈都沒有，幾年裏，大伯聽力、視力大為減退。他的精神也很苦悶，有時只能逗弄著小貓打發時間。那十年完全與世隔絕，沒人知道他的生死。”
1956年12月是西安事變20周年。蔣介石想起了張學良。負責看管張學良的劉乙光從臺北帶回蔣介石的命令，讓他“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而張學良本已下決心永世不談此事，但身在囚籠，又不得不寫。這篇文章本是張學良作為私人信函給蔣介石的，但被蔣改為《西安事變反省錄》，還要求他親筆重抄一遍。這篇文章後來還流傳到外部，成了所謂的《西安事變懺悔錄》。從張學良的日記看，當年這些“奉命之作”讓他幾度情緒失控。
●重新回歸的張學良
1960年，張學良遷至臺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6月5日，剛過完60歲生日不久的張學良，按宋美齡的吩咐，與董顯光(注：臺灣原所謂“駐美大使”)到臺北士林禮拜堂。這座禮拜堂是蔣宋夫婦時常去的，被外界稱為“私人禮拜堂”。每逢做禮拜，這裏總是聚集了很多國民黨元老及上層人物。那天，張學良與董顯光最後一個到場，他們悄悄坐在最後一排。禮拜結束時，蔣介石與宋美齡一同緩步退出，宋美齡邊走邊與眾人打招呼，走到最後一排，她忽然向張學良伸出手。這一舉動，讓所有在場者目光都驚訝地投過來，他們發現與宋美齡握手的，竟是“失蹤”多年的張學良。
蔣、宋離去後，張群、何應欽等紛紛上前祝賀。張學良後來悟道，這是宋美齡為他設計的露面方式，他心存感激。以後每次做完禮拜，他都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一起敍舊，原來嚴密的看管也有所鬆動。
“大伯經常說，如果沒有宋美齡，他的命運可能改寫。宋美齡一直對大伯比較照顧，她經常給大伯寫信，信的開頭稱之"Dear漢卿"。有時還會隨信寄來各種禮物。”宋美齡原本就與張學良、於鳳至很熟悉，上世紀50年代時，宋美齡幾次去美國看病，都特地找機會與於鳳至及其子女見面。回臺灣後，她把見面情形寫信告訴張學良，每次提到於鳳至，她都稱“鳳姐姐”。也許因為宋美齡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宋美齡那時對趙一荻幾乎隻字不提。而張學良最終與於鳳至離婚、與趙一荻結婚也是在宋美齡提議下完成的。自這一次公開露面後，張學良的生活有了些變化。在宋美齡和蔣經國安排下，他自己出資選地設計，在臺北市近郊北投復興路建了一棟西式二層樓房，院裏有假山、魚池、花房等，條件改善了不少。
“但那時大伯還是不能輕易與家屬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曾任蔣介石私人醫生的盧志德約我們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聽說那天大伯、大媽到董顯光家做客，隔著大玻璃窗。我終於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兒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坦率地說，我有些失落，這個形象與大伯在我想像中的"英俊少帥"的樣子相差太遠了。”
直到1961年9月，大伯才在“當局”批准下，與家屬見面。而這一面，他與壽夫人及弟弟張學森等親人之間，整整隔了25年。
此時張學良的“自由”仍有限，來往朋友除了家人，只有張群、張大幹等幾家可以走動。“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衛。他在外頭不可以隨便跟生人講話，否則會被警告。有時大伯在外面會被人認出來，那些人或者想問候他，或者好奇，但一靠近，馬上被身邊的那些便衣攔住。”
“每次到我們家，身邊總是有七八個便衣跟著。伯父來之前，他們先進屋，每個犄角旮旯都看一遍。如果看見有陌生人，就會逐一盤查身份，或者把陌生人趕走。我們一家人聊天時候，他們就坐在旁邊聽著。我那時剛從美國回來，對此也特別反感，經常對他們說：可以了吧，你們可以下樓了吧!到了吃飯時間，我直接下逐客令，他們就下樓自己吃飯。”
而那時的張學良對此已經很淡然，他總是跟張閭蘅說：“行了，你別跟他們衝突了，我們已經比以前好多了!”為了避免給大伯他們找麻煩，張閭蘅平時也不常去，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說話要小心，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
張家兄弟中，張學良與張閭蘅的父親張學森走動得比較多。“大伯特別喜歡到我們家來”，張學良對外面的世界很好奇，經常通過姐妹倆瞭解外面的世界。有時一呆就是半天，吃了晚飯還沒有動身的意思，“跟班”的就不時上樓來催，趙一荻有些緊張，可張學良正聊得興頭上，故意裝聽不見。“大伯曾跟我們提起，他在30年代就擁有自己的私人飛機，甚至自己駕駛飛機到南京開會，可當年風雲一時的"少帥"，眼下連基本自由都沒有。他內心的痛楚，是言語無法表達的……” (來源：瀋陽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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