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傅高義教授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程中原于2005年10月11日至27日，對哈佛大學進行了學術訪問。其間，程中原與傅高義舉行了八次小範圍的學術研討會，主要內容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前後的曆史脈絡及部分高層人物的思想行動走向等。下文爲其中的部分內容。
傅高義：鄧小平1977年複出同1975年整頓時比較，思想有哪些發展？毛是否活著，在不在台上，是不是一個因素？
程中原：傅高義教授的問題很有啓發。國外學者考慮問題的角度有助于開拓我們的思路，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這段曆史。
鄧小平在粉碎“四人幫”後于1977年復出。1977年和1975年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1975年的時候，鄧小平搞整頓，從總的指導思想、方針原則到一項一項整頓，都要遵照毛的指示來辦，得到毛的批准、同意來做。他糾正“文革”的錯誤，進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試驗，還不能放開手腳，突破毛晚年的錯誤理論與實踐。
1977年鄧小平恢復工作，同當時的鬥爭形勢也有關，他認識到不能再按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幹事，不能再在毛的光環籠罩下幹事，需要而且可能突破這個外殼，大刀闊斧地進行撥亂反正。而“兩個凡是”恰恰爲這樣做設置了最大的障礙。鄧小平非常高明。他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用“實事求是”來擺脫、沖破“兩個凡是”。
傅高義：鄧在1975年用“三項指示”（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生産搞上去），依我理解，鄧是想讓毛知道他不希望對毛進行挑戰和突破，然後再做自己要做的事。通過“安定團結”，來打擊“四人幫”，强調組織性和集中性。再利用“把生産搞上去”的口號來發展國民經濟。
程中原：1977年後，鄧對毛思想的態度是很了不起的。他能突破僵化的、保守的一套，又能繼承毛的高明之處，用它維護國家穩定，指導改革開放。
傅高義：老百姓很相信毛澤東思想，因此鄧小平他們不能馬上反其道而行之。如果鄧真的成了赫魯曉夫，民心可能會動搖。所以鄧的策略是根據當時的時機决定的。
程中原：不僅僅是個策略問題。鄧小平是真心實意敬佩毛澤東，擁護毛澤東，相信毛澤東思想的。
傅高義：我聽說抓了“四人幫”後，是葉劍英提出讓鄧小平出來的。
程中原：我聽吳德談過，大致是這樣的。抓“四人幫”時，鄧小平住在西山軍委療養地，葉劍英住在玉泉山中央機關療養地。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後，李先念和吳德一起去看鄧小平，告知他“四人幫”被粉碎了。鄧聽後很高興，說：這下我可以安度晚年了！李先念和吳德接著說：不，你還要出來工作，至少恢複到原來的職務！
傅高義：抓了“四人幫”之後，鄧只想到“安度晚年”麽？
程中原：據吳德講，他的第一反應是如此。1977年7月鄧復出工作，說願當教育和科研的“後勤部長”。
傅高義：我的理解是，鄧小平做教育、科研的“後勤部長”，是不想嚇唬華國鋒，他可以先幹小再幹大。您認爲鄧爲何選擇當“後勤部長”的角色呢？
程中原：1975年整頓時，開始進展很順利。後來問題首先就出在教育上。鄧自尊心自信心很强，我栽在這個地方，就要在這個地方站起來，證明原來就沒有錯。這種情緒和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另外，您說的减少華國鋒的疑慮，也有道理。因爲教育和科研的政治權力小。但應該看到，教育、科研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鄧小平抓住教育、科技，是有戰略眼光的。
傅高義：鄧選擇做教育科研工作，按上面我們的討論，我想可以歸納爲幾個原因。一是想證明他沒錯；二是不想讓華國鋒懷疑；三是考慮全國形勢，爲實現四個現代化，當時最需要知識分子。這是形勢的需要。 （摘自：中華兒女，08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