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應邀來到志願軍總部，高崗也專程從沈陽趕到。會談一開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懷便提出了兩軍必須統一指揮的問題。高崗也解釋說，朝鮮半島地域狹窄，戰役上沒有統一指揮不行。什特科夫明確表示應該由中方統一指揮，幷批評人民軍以最好的蘇聯裝備打了敗仗，而贊揚志願軍以劣勢裝備消滅了大量敵軍，認爲對中方指揮的正確性不應存在任何懷疑。但金日成在發言中只介紹了人民軍的情況，而對指揮權和有關政策問題却閉口不談。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設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組成一個三人小組，負責對軍事問題進行協商和統一指揮。對此建議，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請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態。最後決定，待第二次戰役結束後召開會議再行討論。
毛澤東在11 月13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轉述了彭的建議:“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駐前方，幷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懷組織三人小組，負責決定軍事政策，包括建軍、作戰、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以及與作戰有關的許多現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見一致，以利戰爭進行。我們同意這個提議，現特電告，請求您的指示。如您認爲可行，即請由您處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爲妥”。毛澤東特別指出:“現在的重要問題是朝、蘇、中三國在那里的領導同志們能很好的團結，對各項軍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見，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作戰上能有較好地配合，幷能依照您的提議有相當數量的朝鮮軍隊和中國志願軍混合編制在一起（保存朝鮮軍隊的建制單位），倘能如此，勝利是有把握的。” 17日，毛澤東致電彭、高說，斯大林已回電，完全贊成由中國同志來統一指揮，幷將電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蘇聯駐中國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也贊成統一指揮。毛澤東要彭觀察金日成的反應。
鑒于莫斯科已表明態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與毛澤東商談。在12月3日的會談中金說，斯大林有電報指示中朝軍隊應統一指揮，因中國志願軍有經驗，應由中國同志爲正職，朝鮮同志爲副職，朝鮮勞動黨政治局會議對此已同意。隨即，毛澤東告以中國方面推彭德懷爲司令員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爲副司令員，樸一禹爲副政委，幷確定以後聯合命令即由彭、金、樸三人署名，對志願軍的單獨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變。聯合司令部成立以後，凡屬作戰問題及前綫一切活動均歸其指揮，後方動員、訓練、軍政、警備等事則由朝鮮政府直接管轄，但聯司得向後方提出要求和建議。聯司下仍分爲兩個機構:志願軍司令部和人民軍參謀部，合駐一處辦公。聯司的建立對外不公開，僅對內行文用之。鐵道運輸、修理亦劃歸聯司指揮。會談後周恩來起草了《中朝兩方關于成立中朝聯合指揮部的協議》。金日成返回朝鮮後，7日同彭德懷再行商議具體事宜，所談甚爲融洽。雙方商定數日內組成聯合司令部，金保證今後不再直接幹預軍事指揮，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議，取消此前對人民軍第3軍團的部署，令其就近聽從志願軍9兵團宋時輪指揮。彭德懷對此表示滿意，幷反複指出，“人民軍勇敢、頑强的精神和一套嚴格的蘇軍軍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學習的”；指令9兵團幹部，應以學習的態度去了解第3軍團的情況，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相機介紹中國建軍中的各項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經驗”，但如與對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運”。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國受訓的部隊回國，朝鮮人民軍共有7個軍團。其中4個軍團在聯合司令部領導下行動，3個軍團直接隸屬于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除了地面部隊，空中作戰也需要聯合行動。1951年1月初，扎哈羅夫通告，蘇聯空軍兩個師將于近日入朝掩護輯安至江界、安東至安州兩綫。此外，4月初中方空軍將有5個師、朝方空軍將有3個師參戰。因此，在蘇聯顧問的贊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統一的空軍指揮部。後經中朝協商，于3月參照聯司的組織原則成立了中朝空軍聯合集團軍司令部。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及雙方語言不同的原因，蘇聯空軍未加入聯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幹預下，中朝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從組織機構的角度得到了解決。如果說聯合國部隊由美國統一指揮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那麽中朝兩國軍隊聯合作戰和統一指揮的問題則處于兩難的矛盾境地。對于朝方，存在一個國家主權問題，加上長期以來朝鮮對中國依附和朝貢的歷史因素，要他們交出自己軍隊的指揮權，的確在民族感情上難以接受。而中國主要考慮的是戰爭勝負問題，無論從軍事實力還是作戰經驗上講，中方顯然具有絕對優勢。權衡利弊，從戰場形勢和現實利益出發，把軍事指揮權集中在志願軍手里是勢在必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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