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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 |
梁漱溟當即爭辯說:“中國的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在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貴族兼地主，農民即農奴，貧富對立，貴賤懸殊，但中國的中古社會不是這樣，貧富貴賤，上下流轉相通，有句老話叫:‘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中國的社會貧富貴賤不鮮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階級分化和對立也不鮮明、不强烈、不固定。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一兩千年，至今如此。根據這種分析，我提出了‘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八個字。所謂‘倫理本位’是針對西方人‘個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講自由、平等、權利，動不動就是有我的自由權，個人的權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對抗。但中國不是這樣，注重的是義務，而不是權利。父慈子孝，還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親朋相善，等等，都是‘倫理本位’的內容，是指導中國家庭和社會的重要原則，即注重義務，每個人都要認識自己的義務是什麽，本著自己的義務去盡自己的責任，孝家庭，也孝社會。所謂‘職業分途’，也就是社會分工，你幹哪一行，從事哪件工作，就有責任把它做好。人人盡責，做好本行，則社會就穩定、發展……”
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漱溟的長篇大論，然後心平氣和地說:“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倫理道德，梁先生强調這些也并沒有錯。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的一面，即階級的對立、矛盾和鬥爭，這是決定社會前進最本質的東西。我以爲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國社會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決定著現代社會性質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對此不以爲然，他十分斷然地說:“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認爲正是您的理論太看重了現代社會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國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們的分歧，正在這裡。”
兩人都不斷地、反複地申述自己的觀點，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誰也沒有說服誰。在 48 年後的 1986 年秋天，毛澤東已經逝世10年，已經 93 歲高齡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顧這次爭論時，還心緒激動地說:“現在回想起那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作爲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著一件皮袍子，有時踱步，有時坐下，有時在床上一躺，十分輕松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强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後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
在與毛澤東的兩夜長談之後，梁漱溟還到延安各處參觀。當時，延安的物質條件很差，但到處生機勃勃，熱氣騰騰，其精神面貌與國統區有鮮明的區別。這都給梁漱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0餘年後，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爭論有了結果。 1950 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澤東、周恩來之召，由重慶來到北京。梁漱溟認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時與毛澤東發生的那場爭論，面對在戰火中誕生了新中國的這一事實，他在做了一番考察之後，於1951年在 《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一文，對自己做了一個總結。在這前後，他又寫了《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等文章，送給毛澤東看。梁漱溟在文中毫無保留地說:“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鬥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經估計它一定要陷於亂鬥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梁漱溟的檢討和反省，雖然沒有說清楚自己思想轉變的來龍去脉，但卻在事實面前，承認了對於中國的前途問題，承認了毛澤東的認識是正確的，而自己是錯的。
1946 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澤東等10名中共領袖陳述自己對國內實現和平後的政見……
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只身去重慶，參加國共和談，并簽訂了停戰協定。緊接著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梁漱溟作爲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建人之一，以民盟出席政協會議的代表資格，爲實現國內和平奔走，爲實現和平後中國的政治前途和經濟建設籌劃。由於國共兩黨合作，一時間，不少人頗爲樂觀，一些人十分熱衷於能在今後的中國實行歐美國家那樣的多黨政治制度。
對此，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張和想法。但在當時的重慶卻無人可說，說了也沒有人聽。於是，他想到了中國共產黨，想到了毛澤東，想再赴延安考察。
主意已定，他便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到延安一見到毛澤東就提出，他希望能有一個機會，請毛澤東找10位中共領導人（包括毛在內），聽他陳述自己對當前中國的一點意見，如能滿足，感激之至。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梁漱溟被請到一間不大的會議室裡，毛澤東首先迎上來同他握手，除他早已認識的張聞天外，毛澤東又向他介紹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梁漱溟情緒頗爲激動，興沖沖地講開了。他說:
“謝謝各位中共的朋友們給我這樣一個好機會，我很高興。現在重慶情勢很好。國共領袖蔣介石先生和毛澤東先生親自談判簽訂的停戰協定已經生效，政協會議順利召開，有了五項政協協議，各黨各派的代表勁頭很高，社會各界反響亦好。但中國今後將走什麽路呢？……在重慶，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說中國也要實行歐美式的憲政，我本人從年輕時開始，也曾一度欣賞和贊同西方的憲政制度。但面對中國的現實，在大家談得正熱鬧的時候，我卻發生疑問了。
這疑問源於中國的現狀，其特點與西方國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經濟建設落後，生產水平低下，與生產落後聯繫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貧窮、文化落後。而這一經濟、文化落後的局面，正是中國在現代世界上站不住腳的症結所在。因此，中國當前最迫切的事是進行經濟建設，發展現代工業，把舊農業也現代化了，使中國在經濟上接近歐美先進國家，才能談得上其他。但是，要進行認真的經濟建設，則中國必須要有一個强有力而專心致志搞建設的政府，確立一個統一的建設方針，一口氣搞它幾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經濟建設。而不是兩黨輪流執政，互相攻擊，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樣，中國的政局則勢必不穩，不可避免要顧此失彼，統一的建設方針無從談起，想一口氣搞建設也就不可能辦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