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杆子的決戰
在甲午戰爭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國第一次形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共識，日本的軍刀終於撕開了中國士大夫傲慢的外殼。但即使涵蓋範圍極廣的戊戌變法，也沒能如明治維新那樣進入“深水區”，滿清小團體將維護自身利益的准則包裝成了對改革的穩健持重，這進而導致了改革成為一場野心家的鬧劇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劇。
中國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燾曾認為，在洋務方面，李鴻章“能見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楨“能盡其實”。身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楨，的確在提倡西學、實行洋務方面十分扎實細致。但對體力勞動的鄙視甚至滲透到他的管理中，盡管他十分注重科學技術，但多停留在書本學習上，他和他的團隊很少深入到船舶設計和建造的第一綫身體力行，科技的應用成為領班工長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
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伊藤與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國留學的三個多月航行途中，都要在帆船上幹粗活，而當時伊藤病得甚至差點喪命。明治時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學德國學習法律時，居然還涉獵醫藥、政治、軍事、經濟乃至啤酒、紙幣、地毯等的制作，動手能力很強。
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還是“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成為兩國知識分子乃至兩國國家特性的分野。中日兩個民族在甲午戰爭中的首次對決，不僅是軍事PK，也是立憲制度與專制制度的PK，更是兩國知識分子之間的PK。
實行了君主立憲的日本，雖然天皇擁有相當大的話語權，但戰爭的發動還是更多地取決於以伊藤博文為首的內閣。日本知識分子成為政權的核心力量，有足够的權力對全國資源進行動員和運用。反觀中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辦事者”，卻不得不在正面抗敵的同時，還要在背面應對以翁同和為代表的“評論者”的冷嘲熱諷乃至落井下石，而在最高統治者看來，“將相不和”從來就不是壞事。更為驚心的是，中日戰爭似乎演變成了日本與北洋的戰爭，戰力尚在的南洋艦隊袖手旁觀，更別說執行清議所誇誇其談地揮軍直搗日本本土，演一則圍魏救趙的好戲了，西方報道就曾略帶尖刻地指出甲午戰爭其實是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
日本從執政團隊到前綫的中高級軍官，幾乎是清一色的“海龜”團隊，即使沒有留過洋的一些陸軍將領，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軍事訓練，受過近代教育。中國方面則從李鴻章開始，多是從未跨出過國門的“土鱉”，這導致雙方在國際形象塑造上大相徑庭（詳見拙作《日本滿清誰是“中華” ——甲午中日國家形象戰》）。
日本的決策層年富力強，伊藤博文時年五十四歲，而中國決策層相對老邁，李鴻章當時已經是年逾七旬的老翁。這簡直就是旭日帝國挑戰老大帝國的生動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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