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府計，為學校計，胡適殊不能使之再長中國公學。而為糾繩學者發言計，又不能不予以相當之懲處。該會所請，不為無見。茲經職會第四十七次常會議決，准予轉呈在案，理合備文呈稱鈞會，祈鑒核施行。”等因:
“查胡適年來言論確有不合，如最近《新月》雜志發表之《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及《知難行亦不易》等篇，不諳國內社會實際情況，誤解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並溢出討論範圍，放言空論。按本黨黨義博大精深，自不厭黨內外人士反複研究探討，以期有所引申發明。惟胡適身居大學校長，不但誤解黨義，且逾越學術研究範圍，任意攻擊，其影響所及，既失大學校長尊嚴，並易使社會缺乏定見之人民，對黨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糾正，以昭警戒。為此擬請貴府轉飭教育部對於中國公學校長胡適言論不合之處，加以警告，並通飭全國各大學校長切實督率教職員詳細精研本黨黨義，以免再有與此類似之謬誤見解發生。事關黨義，至希查核辦理為荷。等由，准此，自應照辦，除函複外，合行令仰該院轉飭教育部分別遵照辦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該部即便分別遵照辦理，此令。
文告發布了，胡適也被召去聽訓，但他繼續無視友輩的警告，終至被捕。他的危險極大，我也全情關注此案。及至聽說他已被秘密判處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馬上寫了一篇電訊稿，對此案作了概述，然後托人帶往香港，再發往紐約。
我還告訴時報，拯救這個偉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時報上發表社論，對迫害行為作強烈譴責，然後通過電報將社論發給我，授權我不惜財力物力，設法讓遠東的所有報刊將此篇社論刊出。
以下是1929年8月3日《紐約時報》的社論:
胡適博士是當代中國最優秀、最具建設性的領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實在是遠勝於他在政界的同齡人。正因如此，國民黨對他的抨擊，及要求對他作出懲戒的舉動，意義非比尋常。他本是一個哲學家，傑出，富有勇氣，思想及言辭坦誠，大部分時候超然於政治之上。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之父”，他只兢兢於使中國人的思想及教育體系現代化。他之受到譴責，非關個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於直抒胸臆，指出國民黨治下之中國，並非如該黨向外部世界所描繪的那樣，純然是一片玫瑰色。對那些打著已故孫逸仙博士之名的經濟理論，他特別質疑了其正確性。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見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胡適先生的友輩中，許多仍在他的求學之地美國，對於他至今沒有倒在國民黨獨裁者的槍口下，常感驚奇。l927年回國後不久，面對主宰一切的排外主義，胡適便充滿勇氣，敢於放言，將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作比較，堅持認為，橫遭抨擊的西方物質文明中，其所蘊含的精神性，比之肮臟、殘暴、極端漠視人類生命及充滿宿命論的東方“精神”文明，要遠勝一籌。胡適的真話，對於這一精心塑造的東方假象來說，無異於叛國之舉。
去年冬天，他再次強調了這一觀點。在為美國駐華使館商務參贊的書作序時，他呼籲中國人民停止自欺，直面現實，稱改革乃必由之路，而且必須發端於內部。他譴責政客的腐敗和低效，否認中國之災禍全因國外“帝國主義”而起的流行理論。這些文章招來憎恨，不僅因其真，更因他沒有“參與遊戲”，去粉刷中國的弱點，將所有一切怪罪到外國人身上。
中國企圖指逼外國記者沉默，已經够惡劣了。而當他們企圖懲罰一個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這種褊狹何時到頭。要知道，這個受迫害者對當代中國所作的貢獻，將被永遠牢記，而迫害他的人，將早早被人遺忘。若受害人只是一介政客，此事作為地方性事件，或許可以接受。若此人只是尋釁鬧事，鑒於當前局勢動蕩，此舉或許也可解釋得通。但是，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中國最傑出的思想家，在胡適冒險對國人道出實情時，他的聲音，應該是去傾聽，而不是去壓制。
我將這篇社論，在遠東廣為散發。社論的英文版被送給上海的所有英文報刊，並通過無線電報發往北平、天津、漢口、南京、廣東和香港。英文版還通過有線電報發往日本和菲律賓的所有英文報刊。中文版則通過快遞、郵寄、無線電報發給了中國的所有中文報，並發往曼谷、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日文版則通過有線電報發往日本十幾家最具影響力的日報。
四天後，胡適被無條件釋放，繼續講學寫作。他對國民黨的批判，未有絲毫減弱。此事發生後，南京政府裡想將我驅逐的一夥人，對我更是喜歡不起來了。 （摘自：《民國採訪戰》 作者：【美】哈雷特．阿班著 楊植峰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