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從人員為此緩頰，認為是參考汪精衛寫孫中山先生遺囑之手法。此說更是不通，畢竟蔣、孫遺囑兩者情況大不相同。汪兆銘為孫文寫遺囑，一是遺囑內容完全系孫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兆銘本系孫中山屬意的重要骨幹，何況汪氏是在遺囑供黨政要人簽名的區域內，注記“筆記者汪精衛”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記在遺囑本文內。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蔣經國下令編印的一部紀念文集中，蔣介石這份政治遺囑的“秦孝儀承命受記”及首長簽名字樣，全部不見了，但是“耶穌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內，遺囑日期依舊是寫“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於蔣介石的“家事遺囑”，應該早在其晚年時期，在蔣氏父子及蔣宋夫妻之間，日常生活點點滴滴過程裡，已經作了完整的交代。綜觀而論，真正算得上是蔣介石親自授權的遺囑，還是蔣介石病中，以危顫顫的右手寫下的那十六字“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在蔣介石最後的日子裡，他似乎冥冥中對清明節感觸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讀那句詩：“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他應當早已體悟，此生功名塵土、榮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遺囑不遺囑，對蔣介石已不是那麼重要的事了。（來源：《先鋒.國家歷史》 作者：王豐 台灣知名傳記作家，蔣介石家庭傳記歷史權威，著有《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宋美齡的美麗與哀愁》、《蔣經國情愛檔案》等15部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