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一拍桌子，站起來說：“我張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來站在哪一邊，就站在哪一邊。”
1981年，謝稚柳在香港答記者問時，談到了張大千回內地的問題，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決不勸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張大千自由散漫，愛花錢，在國內，沒有這樣的條件。第二，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美協理事等職，經常要開會，肯定吃不消。張大千這人，只適宜寫畫，不適宜開會，他不擅說話，更不擅作大報告。”
謝稚柳是大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對他的個性脾氣自然了如指掌，這兩點是從他的生活作風和個性上，道出了他不願回歸的原因。
除了謝稚柳說的兩點原因外，還有兩條是張大千不願歸來的重要原因：一是經濟方面，二是政治方面。
經濟方面，新中國成立初期，困難重重，百廢待興。公私合營前，除少數私方人員外，絕大部分人員先實行供給制，後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無幾。很少有人會用錢來收藏字畫，藝術市場十分蕭條，既無國內市場，更無海外市場，中國畫沒有出路，絕大多數中國畫家改畫連環畫、年畫或廣告設計，有的從事美術教育，只有極少數畫家（如齊白石）還能堅持賣畫為生，但價格甚低。當年齊白石一幅畫，只有幾十元，還不太好賣……對張大千來說，有沒有藝術市場（即賣畫環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問題，這是張大千不願回國在經濟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張大千的家是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濟，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兩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沒有收入的老人（還不包括子侄輩中的困難戶），據了解，張大千在海外站穩腳跟後，每月按時給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費是一百港幣（上世紀約合人民幣四五十元），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當於四五個人的生活費；如果張大千回國，沒有賣畫的環境，不要說幫助這些親友了，恐怕連他自己一大家妻兒的生活也難以維持了。
從政治上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不斷，“土改”“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反右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這些政治運動，張大千雖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親友、畫界朋友在運動中受到了各種傷害。通過香港新聞媒介和親友書信傳遞，使他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有些害怕。
說張大千一點兒也不想回來看看，看看故鄉的親人，看看老朋友，那是有點不近情理的。（摘自：《南方周末》 作者：包立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