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中共全面執政前形成的東北、華北、西北、中原等穩固而統一的大戰略區，有效地減緩甚至消除了省際矛盾和區域間的隔閡。中共全面執政後，地方政權的建設任務主要集中在新解放區和尚未完全解放的地區，並且是自上而下，邊解放、邊建立，實行省級以上區域內黨政軍一體化的領導體制，就能對地方形成很強的控制能力，並在此基礎上協調各大戰略區統一行動，最終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這也就是毛澤東當時所說的，中國是一個大國，必須設立這樣一級的有力量的地方機構，才能把事情辦好。中央和地方的適當的分工將有利而無害。
周恩來也曾指出，“現在是前方打仗前進，後方搞生產。後方生產，第一步是要恢復，支援前方，爭取全國勝利。今天還不是轉入建設。現在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南下，加上民夫超過三百萬，後方一定要指定地區支援前方：以華北的大部支援西北野戰軍，以東北加中原支援東北野戰軍，以華東與華北加上一點東北支援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中央的做法是：抓住華北，依靠東北，支援前方。這樣中央也坐穩了”。
第三，大行政區政府作為最高一級地方政府可以彌補中央政府初建時期體制不健全、能力 有限，難以將整個國家完全集中統一起來的不足。以實現工作重心轉移為例，中共在奪取全國 政權前長期在農村活動，而解放戰爭的快速推進則使解放區由廣大農村迅即發展到城市，並從中、小城市推進到大城市。這就要求中共的工作重心必須由農村向城市轉移，但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與農村相比不僅有著本質的差異，而且要複雜得多、困難得多，這就需要中共不僅探索符合城市特點的新的政策措施，而且還要創造兼顧城鄉的管理模式。然而，各大區域內除東北積累了一定的建設經驗外，其他各區恢復工作尚未全面鋪開。因此，一方面各地區要根據本地實際情況進行制度上的創新與貢獻，為中央政府提供借鑒；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全國性政權建立之初就要注意消除政策措施中的地方因素，針對這種情況，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繼續延用已經形成的大行政區模式，在幾個省範圍內進行政策探索和試驗，以求達到既摸索全國執政的經驗又消除地方因素的雙重目的。
第四，歷史上，中國各個王朝在變亂之時不得不借重地方勢力，因此多造成“內輕外重”之局面，而在承平之時又盡量集權於中央，形成“內重外輕”之勢，然而這一過程往往充斥著血腥和暴力，並且一旦名君賢相去位，地方藩鎮割據、尾大不掉的情況便又告形成。1949年 12月9日，周恩來主持召開第10次政務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大行政區人民委員會組織通則》起草小組。會上有人主張大行政區政府不應作為一級政權組織，周恩來就設立大行政區的必要性和設立後是否會妨礙統一的問題發言指出：“在目前情況下，大行政區應該成為一級政權組織，由它領導一個大的地區的工作。這個地區，在經濟、政治、民族等方面有許多共同點，在軍事上是連成一片的。絕不會因為有大行政區這一級而成為不統一。”成為一級政權組織後，隨著形勢的發展，要改變這種組織形式是不成問題的。如華北人民政府是由人民代表會議選舉出來的，取消後河北人民也沒有反對。大行政區數量較少，而且又是臨時過渡性行政建制，又有中央派出機構——中央局駕馭大行政區、軍區並隸屬於中央軍委的制度設計，中共無須擔心地方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作者：范曉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