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撤退蘇聯專家是另一個對雙方關係產生消極影響的事件。蘇聯專家對於新中國的建設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的每個部委都有蘇聯顧問組，由總顧問領導。總顧問通常是由在蘇聯最有權威的人擔任，往往是副部長或部務會議成員。在中國工廠裡，仿照蘇聯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師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蘇聯專家工作。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人數逐漸增加。蘇聯專家受到中國同志的充分信任。蘇聯專家手中的小紅本（身份證）實際上成為去任何單位的通行證。
有一次發生了一件類似笑話的事就可以說明這一點。幾個年輕的蘇聯專家（記得他們是從鞍鋼來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們出示小紅本後就進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們問清毛澤東的住處後，向警衛人員出示了小紅本，說他們想同毛澤東聊一聊。毛澤東最後接見了他們。後來我是從中國人那裡知道此事的。當我找到這些專家談話時，他們回答說：“怎麼也未料到毛親自見了我們”，“在談話中，我們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當時彼此間的信任程度。1950年，根據中國同志的提議，我有時出席中國政府的會議。1951年我奉召回國，向斯大林匯報蘇中合作協議執行的情況。在談話中，斯大林對我說：看來，你不必參加中國政府的會議，因為“這會使中國人難堪，一個受過壓迫的民族對這類事是非常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後，我未再出席中國政府的會議，但中國同志還是繼續發給我政府會議的文件。（摘自：《百年潮》2007年第11期 《聽阿爾希波夫談中蘇關係》一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