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將工會與企業的這種關係進一步引申到工會與政府的關係：“不僅在企業中工會與廠方可以如此分工，就是工會與政府關係上，也應該各有不同的立場和態度。照道理講，今天的人民政府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政府每一法令、政令與措施，都與工人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工會與政府人員立場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但“在這中間，對某些問題的決定，難免照顧得不能恰如其分。在施政上，有時也就難免有所偏差。同時，在政府人員中，不可避免地也要發生主觀主義與官僚主義的毛病。因此，同樣需要工會工作者站在工人階級的階級立場，完全從工人階級的利益出發，來研究政府的法令、政令與措施。如發現某些地方、某些措施違背了工人利益，或者對工人利益照顧不周的時候，便應該向政府建議，設法加以修改或糾正。這裡工會工作者的階級立場與政府立場是一致的，但同時又應有所區別，這就是工會工作者與政府人員的分工與合作。這種分工，也是必要的，有利的。相反地，如果工會工作者與政府人員的立場態度完全一致而無所區別，對政府一切法令、政令與措施，不加研究盲目服從，甚至對工人不利者，也無條件服從，這同樣要使工會脫離工人群眾。同時，對政府中的官僚主義與主觀主義，也就難以克服，這樣對工人、對國家、對人民解放事業，都沒有好處而有害處。”（鄧子恢：“論工會工作”，《鄧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277頁）
7月29日，鄧子恢將此次會議情況與他的這個報告要點向毛澤東作了匯報；7月30日，中共中南局機關報《長江日報》全文刊登了鄧子恢的報告。8月4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批語，並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任弼時、李立三等圈閱，向全國批轉了鄧子恢的報告要點。批示說：“這個報告很好，特轉發你們參考。工會工作是目前我們黨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黨委對於工會工作顯然注意不夠。望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委區黨委和市委照鄧子恢同志做法，在最近三個月內認真地檢討一次工會工作並向中央作一次報告，以便加強各級黨委對於工會工作的注意，改善工會工作，是為至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頁）
對此報告，李立三也完全贊同。曾任李立三秘書的李思慎在查閱有關資料後寫道：“李立三很贊同鄧子恢的觀點。他認為，鄧子恢的基本立場與具體立場的提法，是毛主席‘公私兼顧’思想的具體運用。他解釋說：‘公私兼顧’有兩方面的涵義：其一，對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利益或關係應該採取兼顧作用；其二，在公營企業中，應該將國家利益與工人利益兼顧起來。他認為，工會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應多代表個人利益、眼前利益，同時必須注意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所以工會必須貫徹‘公私兼顧’的原則，在保護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努力代表和維護本企業職工的日常利益。‘如果工會不這樣做，便會發生脫離群眾的危險，喪失其為群眾組織的作用，工會不能簡單跟在行政後面，唯命是聽’。李立三尖銳地指出：‘為什麼還要工會呢？就是群眾需要工會。’‘群眾為什麼要工會？工人認為工會能保護他們的利益。’”（李思慎：《李立三：紅色傳奇》，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頁）8月4日，《工人日報》全文轉載此報告，並在編者按中提出全國各級工會組織和一切工會幹部，都要好好學習鄧子恢這個報告，改進自己的工作。9月4日，《人民日報》又全文轉載此報告。
1950年11月29日，劉少奇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黨組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公私兼顧不僅是指公營、私營企業的關係，同時也是指公營企業中工人與行政的關係，認為公營企業中工人本身即主人，不是公私兼顧問題，這種否認公營企業中所存在的矛盾的看法，是不對的。”（《劉少奇年譜》下，第264頁）1951年2月，劉少奇在全總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時，再次談到這個問題：“所謂工會立場問題，工會是工人群眾性的組織，是工人的代表，工會機關就是會員的機關，是由會員選出來的。工人群眾批評你們是行政的工會，是資本家的尾巴，這是致命的，應立刻加以改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劉少奇論工人運動》，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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