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太子”的登高一呼之下，國民黨的情報系統終於全部臣服於蔣經國的威權下。儘管，這些分別屬於黨、政、軍系統的情報單位，較過去更為叠床架屋，但是，只要它們歸附在蔣經國的統領下，叠床架屋反而更能凸顯蔣經國一人獨治的無上權力，也更可以鮮明地預示蔣“太子”的時代，已經悄悄降臨。
1950年年初，一通電話打到草山官邸，要官邸支援四個便衣人員，到長安東路18號報到。我起先並不知道長安東路18號是個什麼地方，只知道蔣經國前一天正式從台中搬來台北了。隨後，我匆匆收拾一些簡單的行囊，奉命和其他三位到指定地點報到。
長安東路18號，可以說是蔣經國來台以後的第一個官舍。早先，院內那棟日式房舍，不過是華南銀行董事長的宿舍，後來，“總統府”通知華行，說這棟房子“總統府”要征用，就這樣直接撥給蔣經國一家人住。日本占領時期，台北市的一條通到十條通，可以說是日本高級官員的豪華住宅區，即使到了光復以後，這一帶還是很優雅的高級住宅區。
蔣宅有一個很大的院子，印象中，大概也有個幾百坪的光景，房子的部分倒是沒有多大，建築是日式平房，整體結構呈一個“L”型；除了廚房、餐廳，共有四間臥房，蔣經國夫婦住一間大間的，其他三間則是孝文、孝章兄妹各一間，孝武、孝勇兄弟合住一間；另外，像在蔣家當廚師的蔣經國的堂兄蔣永發、管家汪媽、孝勇的護士奶媽，都在旁邊角落有各自的小房間，而我們便衣人員則住在前院汽車間前面的小房子。所以，大體上說起來，蔣經國一家六口，加上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住在長安東路18號，還算是很寬敞的。
剛剛搬進長安東路，蔣經國的經濟情況相當拮據。最早，他還沒有什麼正式的官位，所以，談不上什麼收入。有好一段日子，蔣介石必須按月給蔣經國 5000元台幣，逢年過節還要加些補貼，才可以幫兒子度過一段沒有薪給的日子。後來，蔣“太子”當了“政治部”主任，又是“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收人便逐步豐厚起來，但是，基本上蔣經國家裡一直是相當儉樸的，這一點，我們侍衛人員都有目共睹。
就以那時蔣經國家裡的早餐來說，餐桌上經常是一鍋泡飯，菜也就是一塊豆腐乳、一碟花生米、兩片鹹鴨蛋，平時，經常是煮鍋羅宋湯，一吃就是好幾天。穿衣服，蔣經國更是節儉，早年連一套西裝都舍不得做，常見他穿的幾條褲子都是他穿了好幾年的舊褲子，我跟隨他多年，坦白地說，蔣經國在清廉自持上，是絕對沒有話說的。那時，他的太太蔣方良，生活也是過得非常簡單，到蔣經國有了官職，她才偶爾到台北衡陽街的綢布莊去買些布料，做些衣服給自己和家人穿，有空閑的時候，她還會去看場電影，全家上上小館子，至於外面有人說她喜歡打幾圈家庭麻將，則完全是子虛烏有，至少我們從來沒看過，也沒聽說過。
日常上班，蔣經國是坐一部1947年產的美國別克汽車，司機是從空軍總部調來的李士官。蔣方良的座車是一輛英國奧斯汀小車，司機是從“安全局”借調來的鄔先生。
我們四個便衣衛士剛到長安東路蔣宅時，蔣經國的四個小孩中，孝文插班到淡水的私立淡江中學，念初中部，平時住校，要到星期六才由我們派車把他從學校接回來；老二孝章當時念小學，孝武不過三四歲光景，而老麼孝勇才一歲左右，剛剛在學走路，兩個小男孩特別調皮可愛，我們幾個衛士也蠻歡喜逗弄他們兄弟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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