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強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奪回這片領土呢？這就是北洋政府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實際上，從一戰爆發，北洋政府就在考慮利用俄國在遠東力量的削弱收複外蒙，具體的執行者就是徐樹錚將軍。當時，中國宣布參加一戰，徐毛遂自薦，編練中國參戰軍，駐屯西北，他認為，收複外蒙只是個時機的問題，因此名義上準備投入對德作戰，實際上隨時準備出兵庫侖（烏蘭巴托）。
1919年，德國戰敗，北洋政府將參戰軍和原徐樹錚的西北邊防軍合編為西北邊防軍，1919年2月，徐樹錚派出一個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進行軍事演習，並從西北邊防軍中選拔精銳積極備戰，他本人在多倫建立前進指揮所。在中國方面的軍事壓力之下，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為首的外蒙王公貴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倫，表示願意回歸中華祖國。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即蒙古活佛，他被稱為蒙古國的開創者，實際上大權卻從一開始就掌握在蘇聯顧問手中。他沉於酒色，追求享樂，對國家、民族等概念全無原則，後馮玉祥過庫侖曾經準備和他會晤，卻發現他身染性病，閉門不出，大權旁落，所有的事務一律交給蘇俄人員處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間樂，不思蜀”。回顧蒙古民族的歷史，對此人只有浩嘆。他表示“願意回歸中華祖國”，只不過是緩兵之計，根本沒有誠意，實際意圖首鼠兩端，以為得利。因此，北洋政府派都護使陳毅總督——可不是後來的陳毅元帥，到庫侖與外蒙王公談判，經過艱苦努力達成的《改善蒙古未來地位六十三條》（這個艱苦談判的成果，給了外蒙相當優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卻遭到外蒙“議會”的否決。
1919年10月，徐樹錚率領中國西北邊防軍第一師，計步兵二旅，騎兵一團，揮師出塞，向庫倫進發，拉開了中國軍隊收複外蒙的戰幕。
徐樹錚是典型的中國傳統謀略型將領，外蒙古地域遼闊，中國軍隊實際上兵力不足，且軍械皆來自國外貸款，徐定謀於“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強”，虛張聲勢，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張揚，自以為能成為左宗棠做收複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庫侖。
庫侖當局和戰不定，加上中國軍隊為西北邊防軍精選的勁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對這支軍隊基本不敢抵抗，對於異動者，徐輕袍緩帶，於門哥托草原擺下鴻門宴，殺一儆百，從而造成了當地蒙古高層人士的臣服。唯一敢於和中國軍隊交戰的是原俄國顧問變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們只是劫掠物資，並無政治目的，因此無法阻擋中國軍隊的前進。中國騎兵曾經和俄軍交手，對所謂哥薩克騎兵的騎術也並不恭維，他們唯一比中國軍隊厲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時候敢於雙手放開，依靠雙腳控馬，依然能夠持槍還擊。而中國軍隊只有上坡的時候敢做這個動作。一路上徐樹錚記錄日記，對在外蒙古看到長城非常詫異，他懷疑是秦代長城的餘脈，並認為應該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強中華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還是在軍事上，他認為外蒙威脅西伯利亞交通，蘇俄如有機會，必進占我邊疆領土，便占領庫侖，不得全功，因此隨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隊離開主力，攻取買賣城（今恰克圖）、烏裡雅蘇台、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地。因為中國軍隊進展迅速，俄國方面內亂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應，只能坐視中國軍隊占領外蒙各要點。
徐樹錚自率主力一旅兵臨庫倫。1919年11月，徐樹錚的部隊開進了烏蘭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稱臣。
局勢初定，徐樹錚毫不手軟，隨即命令陳毅返回內地，否定“六十三條”（陳毅為此後半生牢騷滿腹，認為徐奪其功），把外蒙古偽政權的“內閣總理”巴德瑪多爾濟等“請”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軟禁。在威風凜凜的中國軍隊面前，外蒙古偽政權的高官們頓時沒了威風。
1919年11月17日，歷史會永遠記住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中俄“蒙”一切條約、協定，至此，蒙古全境重歸祖國，尤其是唐努烏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這時終於回到祖國懷抱，中國的版圖在辛亥革命後，此時達到最大的頂點！徐同時向當時的總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孫中山先生發電述職，孫中山先生收到來電後異常喜悅，不顧國民黨內某些人的反對回電慶賀他的大功。
中國政府隨即開始在外蒙古開始實施如引種蔬菜、修建公路、開辦銀行、創刊日報、加強中華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於當地的事業。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的回歸祖國，應是1919年中國最可慶祝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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