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和派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7個成員於1937年11月末飛回延安。有一段時間裡，王明構成對毛澤東權威和政策的挑戰。1937年12月9日至14日，政治局召開了一次會議。在會上，王明強調一個口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來反對毛澤東的口號“和平、民主和抗戰”。確實，早在兩年前，王明首先提出統一戰線反抗日本的思想。所以他堅持這個原則也是很自然的，可是現在情況不同了。更為重要的是，王明的立場常常反映的是共產國際的決定和蘇聯的利益，而較少反映中共的決定和中國的利益。與毛澤東形成對比，王明明顯地缺乏中共獨立的意識和對中國政治現實的了解。隨著時間的推移，王明作為共產國際特使的威望和他來自馬克思和列寧的雄辯引證在毛澤東對黨和軍隊的實際控制及其對中國政治現實的關注面前黯然失色了。王明對毛澤東的挑戰也許不像有些中外歷史學家理解的那麼嚴峻。事實上，王明的右傾態度和活動，如某些軍事人員的“左”傾態度和活動一樣，構成了1937到1938年中共政治大方向的組成部分。在政治總方向上，毛澤東是核心代表人物。換句話說，無論是“左”傾還是右傾，在實踐過程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因為它們二者可以幫助促成總路線，也可以說是“中間路線”。某些人可以採取左翼或激進的立場，另一些人可以採取右翼或保守的立場，但只要“總經理”毛澤東能夠在思想和行動上維持左右的平衡，壞事有時也可以變成好事。對外界來說，“左”傾或右傾則變成一種偽裝，用以掩蓋中國共產黨蓬勃向前發展的謀略。左和右在整個前進過程中，像道路的轉彎一樣，它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來源於向著大方向前進的需要。
中國共產黨令人驚異的增長，恰與國民黨在抗戰初期的災難性崩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當國民黨的正規軍從華北向西南方向退卻時，中國共產黨迅速地從西北到華北冒出來。到1938年底，四支八路軍部隊中每一支都開辟了一個敵後根據地。他們的隊伍總數從1937年初的40000人發展到1937年末的 90000人，再到1938年底進而達到180000人。
由於這樣令人鼓舞的成功———更不要提毛澤東的政治技巧了———毛澤東和他的理所應當的領導地位不可能被王明及其新回來的幾個人所動搖。在1938 年9月28日到11月6日召開的中央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的政治和軍事路線被黨中央正式採用，王明被撇在一邊。六中全會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標誌著毛澤東的戰略和權威在共產黨內最終確立了。
事實上，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正是通過國際因素取得的。如果沒有美國和蘇聯的參戰，對中國人來說，起碼會花更多的時間來驅逐日本侵略者和恢復所有國土。從有關軍事能力和以往作戰結果上看，取勝於日本華北軍似乎是困難的，驅逐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更遠遠超出國共兩黨各自或加起來的軍事力量。＊
1945年的時候，仍有100萬日軍在中國內地，50萬日軍在東北三省。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方面打的勝仗並不多，平型關之戰共產黨人稱之為“大捷”，只消滅日軍不足2000人，台兒莊大戰國民黨人大加渲染，但也只殲滅日軍2萬餘人。從1939年起進行的戰役，中國方面損失10萬餘人有幾次，而日軍損失超過幾千人的無一次。如此說來，若沒有國際上的干預，中國軍隊（不管是國民黨的軍隊還是共產黨的軍隊，或者二者相加）要驅逐日軍出中國，起碼需要更長的時間。（摘自《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 作者：楊炳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