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湖橋那邊來的神秘客人
1956年7月1日，位於香港與深圳間的羅湖橋上匆匆走過一個身材矮小的中年人。他剛跨進國門，就上了中聯部在那裡等候的轎車。中年人在廣州略事休息後就直飛北京。這位神秘的來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記者於一身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曹聚仁。
1950年7月曹聚仁去香港，6年後他重返大陸，首站北京。
定居香港6年，曹聚仁曾是幾家香港報紙的主筆，他也是海外新聞界第一個回到大陸的人。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曹聚仁就和國共兩黨的高層人物有所往來，所以曹聚仁回大陸的行蹤自然讓敏感的香港新聞媒體倍加關注。曹聚仁還未成行前，種種猜測與議論就充斥著港澳地區的各大報紙。為此，曹聚仁行前特別對友人解釋說：“我這回回祖國去，絕無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報》到大陸上作點廣泛深入的採訪工作，同時，新加坡工商考察團訪問北京，社裡派我兼任該團記者，這便是我訪問祖國的重要任務。”他還強調說，“寄語香港的朋友，不必作神經過敏的推測”。
但是，說者自說，聽者自聽。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曹聚仁返回大陸的前三天（即6月28日），周恩來總理在一屆人大三次會上作了“和平解放台灣”的演說。曹聚仁選擇的時間和這一政治召喚是巧合呢，還是有其他意義？這難免令人猜疑。曹聚仁到大陸兩周後，周恩來總理在頤和園聽鸝館設宴，邀請他參加。宴會作陪的有邵力子、傅學文夫婦，還有張治中、陳毅等人。席間，賓主談笑風生，觥籌交錯，氣氛十分融洽。宴會結束後，一行人還泛舟昆明湖。此時，曹聚仁就“和平解放台灣”的演說一事，向周恩來問道：“你許諾的‘和平解放’的票面裡有多少實際價值？”周恩來回答：“‘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周恩來又繼續說：“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雙方完全可以合作……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能共同商量安排。”邵力子是曹聚仁的恩師。6年前，曹聚仁去香港，行前就得到邵力子的贊同。這時，邵力子雙目注視著曹聚仁說：“你有許多條件，又有海外地利之便，這工作要多做些。”曹聚仁點點頭，他們的心情彼此相通。旁邊的陳毅說：“曹先生不會推辭吧？”“哪裡，哪裡，聚仁身為炎黃子孫，義不容辭。”
這次宴會經過，曹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寫成文章，發表於1958年8月14日《南洋商報》第三版。接著印度尼西亞華僑主辦的《生活周刊》也在9月8日刊發了曹聚仁寫的更詳細的報道《周總理約曹聚仁在頤和園一夕談》，正式向海外傳達了周總理的國共和談思想。文中說：“由於國共間的政治矛盾，增加了華僑中的精神負累，這一矛盾能解消，當然是國人之福。”曹聚仁還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口號，文章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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