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贛西南紅軍與地方領導的矛盾，毛澤東於1930年2月，在贛西特委所在地江西省吉安縣陂頭村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和贛西南方面地方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份參加會議，劉士奇、曾山等作為毛澤東的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史稱“二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劉士奇、曾山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清“AB團”的運動埋下了伏筆。會議上，毛澤東等人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會議給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了“富農分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離出主力部隊，轉任地方工作。2月16日，由毛澤東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在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開始厲行肅清“AB團”。到了10月，在贛西南的3萬多共產黨員中，已有1000多人被開除黨籍，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也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打成“AB團”，1000多人被殺掉。對此，任贛西南蘇維埃主席的曾山應該負有一定責任。
1930年下旬，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根據中央指示，在他所領導的紅一方面軍中也展開“肅反”。代表贛西南中共黨團機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被誣陷為“AB團”首要人物。12月，毛澤東先後派遣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一方面軍秘書長古柏，贛西南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率人去省行動委員會所在地富田。李韶九一到達富田，隨即把省行委和紅二十軍8個主要領導人逮捕。經過殘酷的嚴刑拷打，獲得所謂其它“AB團”成員的口供。在短短的5天內，抓獲AB團120名，要犯幾十名，並先後處決40多人。可是在他試圖進一步逮捕紅二十軍幹部時，激怒了二十軍部分軍官。他們率部隊包圍了富田，扣留了李韶九等人，釋放了被捕同志。曾山得到消息後逃走。這就是中共黨史上的“富田事變”。以後，“富田事變”以悲劇收場。事變發生後，事變領導人為了避免和總前委派來紅軍部隊之間發生衝突，將紅二十軍向西移防，同時把扣留總前委派來肅反的人全部釋放。事變領導人，二十軍團政委劉敵，給在上海的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訴說事情經過，承認了過激行動的錯誤，懇請處分。他們還委托贛西南特委書記段良弼攜帶近萬字事變詳情報告前往上海中央匯報。可是左傾的中央政治局將這一事變定性為“AB團”反革命暴動。在江西，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對事變有著不同的態度，在指出事變領導人的嚴重錯誤的同時，也批評了毛澤東總前委過火的行為，認為應該以黨內矛盾處理這一事件。可是這項決定很快就被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所推翻，政治局還派出中央代表團前往江西蘇區，撤銷了項英的代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接任。以後，紅二十軍主要幹部被逮捕，排以上幹部全部被處決。
正是這樣一段歷史淵源，毛澤東把曾山看成了井岡山鬥爭時期“毛派”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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