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這樣一種觀點和方法行事，在民族主義情緒日漸高漲的中國，難免會引來許多批評和質疑。1924年中共在外蒙古問題上的言論文章，就受到了不滿中共的國民黨人的強烈抨擊。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已經下台的中共前總書記陳獨秀，也曾專門擬函，批評中共中央“保衛蘇聯”的宣傳不講策略，不知顧及中國民眾的民族情感。
與此同時，太過把世界革命和國際主義理想化，反過來也常常使中共領導人對共產國際和蘇俄要求太多太高。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1930年2月，國民黨內部爆發了蔣馮閻大戰，亦稱中原大戰。按照共產黨人的觀念，戰爭從來都是革命的導火索。如此大規模的軍閥混戰局面，自然刺激了急於成就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中共領導人的熱情。當時的中共中央重要領導人李立三就全力推動部署全國暴動計劃，一心想要加速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為此，他不僅打散了黨團工會各級組織，組成了行動委員會，調動遠在農村的紅軍來進攻城市，而且明確提出讓蘇聯出兵中國東北，配合中共的城市暴動，並藉此在遠東與帝國主義列強展開大決戰，使中國革命成為促成世界革命的導火索。不難想象，這樣一個計劃，在莫斯科領導人看來會是何等瘋狂。李立三隨即被共產國際下令免去領導職務，發到莫斯科去接受批判，由此一呆就呆了將近二十年沒讓回國。
早期中共為何離不開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和中共的關係中有再多問題，也不妨礙它們之間的相互需求和相互依存。
在共產國際方面，它原本就是世界共產黨，是靠一個一個國家的共產黨所組成的，它自然需要得到各國共產黨的支持。同時，共產國際的成立，原本就是為把蘇俄革命的經驗推廣到各國去的，因此各國黨本身就是它輸出革命的渠道和手段。另外，共產國際既然肩負著保衛蘇聯的使命，在蘇聯外交上極端孤立，不斷有列強國家壓迫蘇聯的情況下，各國共產黨也是幫助蘇聯拓展民間外交和牽制列強反蘇的一股重要力量。這也是為什麼俄國革命成功後，雖然經濟極端困難，國內人民還處在嚴重凍餒之中，蘇俄政府就把從沙皇及其貴族和地主資本家那裡剝奪來的金銀財寶，偷運到歐洲去倒賣成外幣，直接用來支援各國共產黨人和革命團體。以後蘇聯的經濟條件好些了，它用於這方面的援助開支也越來越大了。
在中共方面，因為它的組建是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裡完成的，因此它和俄國黨即經歷了二三十年鬥爭磨煉、分化，最終成就出一個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不同，它的各方面準備都明顯不足。因此，它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從一開始就不能不是一種“父子”關係。幼年的中共，就像是牙牙學語的稚童，開始時連路都不會走，必須要由共產國際攙扶著才能走上現實的革命之路。
因此，中共早年的大批幹部是送到蘇聯去學習培養的，共產國際從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到193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中國派駐有自己的組織機構，並在中共中央派有自己的代表，以協助貫徹落實共產國際的各項指示的。中共最初的黨綱、政綱，包括統一戰線和聯合國民黨的政策方針，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或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制定的。甚至多年後中共六大的各項政策文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各項政策法律文件，還都是由莫斯科的蘇聯專家制定出來，然後直接譯成中文的。就連1930年確定了以農村為中心發展武裝鬥爭的方針之後，莫斯科還專門派來蘇聯軍官，擔任軍事總顧問，駐在上海租界，遙控指揮軍事；另派層級較低些的德國籍軍官，深入中央蘇區，直接負責落實上海軍事總顧問的軍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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