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現代國民國家
共治體制之后的第五種治理秩序，實際上還在形成當中，尤其是在大陸。這就是現代“國民國家”秩序。
19世紀中期，中國被迫與外部世界大規模接觸。面對危機，康有為、張之洞等敏銳的儒家士大夫於19世紀末接受了西方的“國民國家”（nation- state）概念，在此秩序意向驅動下，上百年來，國人都在致力於構建現代的國民國家。這就構成了中國的“現代史”時期。戊戌維新、清末新政與立憲、建立民國、抗戰建國，乃至台灣地區、大陸幾乎同時在1980年代啟動的改革開放，在在都指向建立現代國家這樣一個基本而至關重要的目標。
應該說，中國人迄今仍沒有完成這個目標，中國的現代史依然在進行當中。因而，建立現代國民國家的秩序意向仍然在尋求其自我實現。
對中國而言，構建現代國家的事業不是一個全新的事件。相反，這是一項始於兩千多年前的事業在現代的延續。
儒家士大夫也一直在尋找解決共治體制之內在缺陷的方案。與西方接觸后，他們立刻敏銳地發現，西方現代諸多制度可以解決一直困擾著儒家先輩的問題。正是基於這一認知，他們很自然地接受了西方的憲政理念。
這樣，對古今、中西的關係，筆者的立場不同於主流看法。幾乎所有現代中國歷史敘事都強調現代中國與古代中國之斷裂。筆者則認為，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是一脈相承的，構建現代國民國家秩序的意向是從遙遠的古代中國一直延續下來的。此一構建現代國家的主體依然是儒家士大夫，在過去兩千多年中，他們一直在尋找制度變革之道。
關於現代史的主流意見也強調現代中國的種種變動之外源性，也即，乃是對西方刺激、挑戰的回應。筆者則認為，儒家士大夫構建現代國民國家的努力，乃是基於中國自身共治體制的諸多理念和制度，而予以擴展。西方傳來的關於現代國家的知識，隻不過為他們實現自己的理想提供了更為合理的技術。古今是連續的，儘管其間發生了重大變化﹔而現代國民國家的構建乃是循著“中體西學，資相循誘”的模式展開的。
可以說，儒家士大夫始終不變的歷史主體性角色，乃是現代中國與古代中國保持連續性之根本。這一點也就決定了現代國家構建事業具有明確的中國自主性：作為清末立憲的主體，儒家士大夫的基本主張是把共治體制中紳士已經長期享有的非正規的社會治理權，通過地方自治、議會等現代制度，予以正式化，從而對共治體制進行完善和升級，使理性、德性在治理架構中壓倒不理性的皇權，從而居於主導性地位。
從上述歷史簡述中可以看出，五千年華夏—中國歷史，儒家乃是大本大源。因為，儒家所持守的“五經”，記錄著堯舜以降兩千年古典華夏文明的精神、價值、制度與智慧，基於這些，儒家發展出一套平實中正的治理大道，其具體制度構造的基本原理乃是具有精神自覺的士君子之多層次的共同治理。這種治理形態與形成於西方的現代治理模式形不同而神相似。中國之優良治理，自當以此為本，予以現代的“新生轉進”。（來源：《文化縱橫》2011年8月刊 作者：秋風 《文化縱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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