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22日電／巴勒斯坦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申請，迫使各成員國的投票攤牌，將會體現“白種人的負擔”，以及歐美不同的兩難處境。如預斷，“阿拉伯之春”成為以色列最大的噩夢。最近幾周來，隨著土耳其驅逐以色列大使，以及埃及民眾示威，迫使以色列大使倉皇出逃，如《華盛頓郵報》承認，以色列在中東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聯合早報今日刊登評論文章稱，紐約聯合國年度大會9月21日召開，巴勒斯坦將正式向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提交申請，要求成為聯合國正式成員。這會進一步彰顯以色列在國際社會中的孤立，以及猶太復國主義成為新一輪“白種人的負擔”的事實。
“白種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原來指的是西方殖民主義為非洲和亞洲“未開化民族”帶來現代文明的“責任”。這一說法，緣起印度出生的英國詩人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蔔林（Rudyard Kipling）的同名詩歌，為當時的歐美帝國主義，尤其美西戰爭以後美國的海外擴張辯解。以後推而廣之，變成為西方文明稱霸世界服務的一種道德優越理論。
隨著非殖民主義運動，“白種人的負擔”逐漸失去市場。但是這一理論背後的西方文化和道德優越感，一直盛行未衰，直到近年的嚴重經濟和社會危機，以及亞洲經濟和教育崛起的有力競爭，才有所收斂。
然而，在歐美對第三世界的武力干預中，例如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和新近北約的利比亞戰爭，人們仍然可以感受到上世紀“白種人的負擔”論的強烈餘響。至於這樣的“負擔”為何只強加於伊拉克和利比亞，而不是缺乏石油資源的也門或敘利亞，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有過坦率的解釋。
隨著以色列在阿拉伯之春後迅速惡化的國際處境，甚至可能導致新的中東戰爭危機，使得以色列成為實在的“白種人的負擔”，也即歐美的國際政治和道德包袱。歐美或因此公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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