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日面對的天然問題是朝韓關係。在美國的首肯下，1991年9月第46屆聯合國大會上，朝鮮副外長姜錫柱和韓國外長李相玉握手慶賀朝韓同時加入聯合國。但這一握手的背後是美國希望以韓國為主導，逐步實現對朝鮮的吸收統一。從金泳三到李明博，歷任韓國政府都必須在“民族”和“盟友”間做出優先選擇。在民主改革派執政的10年，民族主義盛行，韓國重新考慮美韓聯盟關係，試圖把解決半島問題的格局由過去美朝協商轉變為南北雙方自主協商，爭取韓國解決半島問題主要當事者的地位。但這一邏輯的漏洞是：韓國無法給朝鮮以安全保障，如果生存無法解決，協商有何意義？
朝鮮的生存威脅從未因韓國的友好而消失。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的話證明了這一點：“金正日政權的不透明，使得我們很難知曉它的動機，只知道這些動機的本質是惡意的，與曾經的民主德國一樣，朝鮮是其國境邊上另一個成功國家的邪惡孿生兄弟。”
“三八線”以南，中等國家遭遇有限選擇；“三八線”以北，邊緣國度決定採取邊緣策略。應對威脅，金正日給出的答案並不只是簡單的核對抗。倫敦戰略研究所所長傑拉爾德.西格爾一語道破天機：“較之‘冷戰’時代蘇聯強大的導彈武庫，朝鮮所擁有的遠程武器技術和數量相當有限，而相對應的美國導彈防禦體系所具備的能力遠超應對所必需的能力，所以其存在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抑制朝鮮一個對手，而是使自身在整個東亞具備某種戰略上的優勢，減輕其介入地區其他衝突時的顧慮。”
金正日深諳此道：沒有國家期待戰爭，大國對朝鮮的困頓局面及其後果也不願承擔更大的責任——美國存有私心，俄羅斯奉行機會主義，日本只關心自身安全和韓國傾向民族主義立場。利用在這些交織的利益，朝鮮充分利用時機，邁入核武器國家之列。
由此，朝鮮挾持日韓為“核人質”，以“不對稱戰略”與美國抗衡。這些難以調和的對抗決定了局勢的跌宕起伏即是半島形勢的常態，而這一常態正構成了朝鮮的生存條件。
幕布後的朝鮮，我們難以直接看到它的機理，但對地緣政治關係變化觀察卻可以提供認知金正日的切入點，而他的角色亦實為朝鮮的國際角色。（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作者：徐菁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