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如果是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遇到同樣的慘況，他們一定會憤怒，一定會追問：我為什麼要死？是誰把我餓死的？
但是，我的鄉親們並沒有憤怒和追問，臨死時給世界留下的，是最後一次幽默。
逃荒路上，老張要餓死了，他沒有去想中國政府、日本人和整個世界，而是想到了三天前餓死的好朋友老李。
他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在餓殍遍野的年代，人吃人並不是一件多麼不道德的事情。老張餓死了，老王扒下老張的褲子就要割肉。
老張疼醒了，看著老王說：“我還行。”老王端詳一下老張：“你不行了。”老張想了想，自己是不行了，“哐當”又死了。
中國人，你為什麼這麼幽默？你為什麼這麼愛遺忘？我問起1942年饑荒時，我姥娘的回答可以說明一些問題：在中國的歷史上，餓死人和人吃人的情況實在是太多了。對於餓死人成了家常便飯的民族來說，除了遺忘，怎麼面對這個嚴峻而平常的事實，也是個問題。
多少個世紀以來，一次次的災難使中國人用生命的經驗證明，如果用嚴峻的態度來面對嚴峻的現實，現實就會變成一塊堅硬的鐵。於是，用幽默的態度和失憶來面對災難，成了中華民族生存的秘訣。
寫作《溫故一九四二》是1990年的事，距今已有22年了。經過十八年的準備，克服重重困難，導演馮小剛終於把《溫故一九四二》拍成了電影《一九四二》。電影中扮演《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的演員是阿德里安.布羅迪(Adrien Brody)，扮演梅甘主教的演員是蒂姆.羅賓斯(Tim Robbins)。像當年的白修德和托馬斯.梅甘一樣，七十年後，這兩位演員也從美國來到了中國。
阿德里安.布羅迪曾經拍攝過電影《細細的紅線》(The Thin Red Line)和《鋼琴家》(The Pianist)，恰巧這兩部電影的故事背景也都在1942年，這次是他第三次回到1942年，我想，在相同的1942年裡，在不同的國家生活過後，阿德里安.布羅迪一定比較出了美國人、歐洲民族和中華民族的區別——美國人和歐洲人在說：記住；中國人在說：遺忘。
蒂姆.羅賓斯來到1942年的中國後，在拍攝現場對我和馮小剛說：他之所以要來出演主教的角色，是因為他看到了劇本中的人性。他說，這是人性最黑暗的電影，也是人性最溫暖的電影。我想蒂姆.羅賓斯所說的人性裡最溫暖的東西，指的是傳教士們設立粥場救助饑民的行動，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企圖將瀕死的饑民送到災民庇護所的努力，以及中國人面對死亡時那最後一點凄慘的自嘲和幽默。
為了忘卻的紀念，為了溫故之後的記住，有了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接著有了電影《一九四二》。
劉震雲為中國著名作家，其多部作品已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獲2011年茅盾文學獎。
來源：紐約中文 |
